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温州乐清妇幼保健院禁止医护人员信教

2018年9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妇幼保健院向全院医护人员及职工发放《医务人员宗教工作责任书》责任书,要求全院工作人员签署“不信教、不参与宗教活动”,医务人员在保健院内参与宗教活动,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要坚决给予解聘、开除”;如发现医务人员穿戴反映宗教信仰的服饰标志,“第一次予以谈话,第二次予以教育训诫,仍不改正的要坚决解聘、开除。”

基督教浙江温州平阳县教会应对当下形式的方案

基督教平阳县众教会应对当下形式的方案

一、对于教堂插国旗一事

1、中国主张政教分离,宗教场所插国旗本身无法律,政府强制就是违法。
2、教会当象守十字架时一样,派人把守,严禁在教堂范围内插国旗。
3、若被强制插入,教会应做七枚十字架旗与国旗同矩格的旗帜插在旁边。

二、对于公职人员在单位信仰填表格

1、教会当在主日讲台对公职人员的勉励和鼓励。
2、教会当有规章制度对公职人员因信仰而失业的人应有的补助。

三、对教会目前的处境应对

1、教会开展小组聚会,在特殊情况下化整为零。
2、教会应考查本会的宗派背景,大家可以联系同宗同源的教会,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宗派。(例:内地会、自立会、遁道会)
3、教会也可找认同同一信仰宣告,组成有特色的形式组织。

2018年6月18日星期一

杨凤岗: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


温州教区朱维方主教带领教区26位神父,前往温州市政府请愿
(图:亚洲新闻,2015年7月24日)


编者注

作者:杨凤岗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先锋。他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也是该校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主任。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宗教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

浙江省2013-2016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失败:一个时空分析

原文The Failure of the 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2013–2016: A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发表于2018年5月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5-25.
译者(佚名)

摘要
自2013年底开始,浙江省政府以美化环境的名义发起了强拆全省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到2016年的4月,该运动悄然停止。这场运动之所以半途而终,主要是由于浙江基督徒坚持不懈的抵抗。本文通过对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的时间与空间分析,展示浙江省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包括多次错过自定的拆除全省所有十字架的截止日期,各地在贯彻执行省政府命令中的力度差异,以及基督教会与党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机制遭到破坏。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是研究宗教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案例,该案例预示着中国的政教关系或许正在趋近一个动态平衡的临界点。

关键词
强拆十字架运动,宗教抵抗,浙江

2017年12月,当圣诞节的赞美诗歌回荡在杭州基督教崇一堂巨大的圣堂时,该堂的前主任牧师顾约瑟正走出了看守所。他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因为兼任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公开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强拆教堂十字架。像他这样在官方批准的省级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位子上公开批评正在进行中的政治运动,这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浙江当局免除了他在教会和协会的职务,进而逮捕和起诉。与此同时,不顾基督徒强烈反对,强拆十字架运动被强力推进。然而,2016年4月,这场运动嘎然而止。一年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指挥者夏宝龙被调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职位。2017年年底,顾约瑟牧师被释放。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表明浙江的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停止了,尽管当局并未正式宣布这场运动的终结。

这场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campaign to demolish church crosses [DCC])是以非宗教的理由压制基督教的一个政治试验,它包装在一场更大的美化环境的“三改一拆”行动(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TROD] operation)之中,即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动。在2013年年初公布的“三改一拆”最初计划中,并没有提及宗教或宗教建筑。然而,到了2013年年底,这个行动把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纳入了它的目标。这种奇怪的纳入使得许多基督徒以及其他观察者感到困惑:为什么拆除正规教堂顶部的十字架会被当作是美化环境?许多教会拒绝执行,当政府试图强制拆除教堂顶部的十字架时,许多基督徒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保卫他们的十字架。这场运动以及基督徒相应的抵抗从2013年底到2016年春持续了两年多。尽管一些信徒遭受了身体伤害,牢狱之苦和其他惩罚,他们顽强的抵抗最终迫使政府停止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嘎然停止,既没有正式收尾,也没有像以往的运动那样庆祝终结。浙江在2017年初在杭州举办了一场“三改一拆”展览,而这次展览既没有突出对教堂十字架的拆除,也没有引起公众关注。

迄今为止,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对基督教大范围逼迫最严厉的一次,它带来了许多实质性的损害。全省有超过1500座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下,包括宏伟的三江教堂在内的一些教堂被完全拆毁 (Hao and Liu 2018),党和政府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破裂 (Ying 2018)。另外,这次运动的负面影响也波及到成百上千万在浙江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McLeister 2018)。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即拆除浙江境内所有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并借此驯服基督徒。最终,绝大多数的教堂保住了或者重立了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这次运动也激化了官方认可的教会领袖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许多受影响的基督徒领袖为了表达抗议,辞掉了他们在官方批准的教会及其团体(即“三自”)中的职位; 其中一些牧师也开始活跃于家庭教会中。家庭教会一直反对加入“三自”,早已成为中国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老大难问题 (Hunter and Chan 1993; Yang 2012; Vala 2017)。

这场强拆十字架运动的失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显示了党和政府威权主义的局限和信仰共同体群体抵抗的力量。中共统治之下曾发生过很多民众抗议,比如1989年的民主运动,法轮动的灵性运动,经济开发中抢占土地的抵抗运动,等等 (Perry 2001; O’Brien 2008)。但是这些抗议最终都被强大的党和政府所镇压。这些大众群体的抗议运动大多是由生活实际需要和经济目标所驱动的,而这次基督徒对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抵抗则是一场有关象征符号的抗争,它也不同于法轮动这样的新兴本土宗教运动。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在中国拥有合法地位,并且信徒众多。这些基督徒抵抗的直接动机是捍卫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神圣符号,而这个符号是在中国以及全世界都会激发无数基督徒团结而又愿意为此牺牲的一个神圣符号。在另一个层面上,对这场政治运动的抵抗也是一场争取宗教自由与法治的抗争:教会把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当局实行法治,落实中国宪法与其他党和政府官方文件中所许诺的宗教自由的公民权利,这些都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本文对以“三改一拆”为包装所进行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分析。我们首先呈现一个时间线以及对主要事件的分析,其中会指出一些重要文件,关键人物,和事件转折点。继而,我们根据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绘制出在浙江境内的基督教堂地图,用图像呈现近几十年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及快速发展。最后,我们将绘制出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的分布地图。

通过这样一个时空分析,将看出浙江当局在这次运动中的多种失败。他们不仅多次错过所宣布的拆除所有教堂十字架的截止日期,而且他们也破坏了多年以来教会与政府之间精心建立的桥梁机制,并且造成基督徒与当前政权的疏离。 强拆十字架的失败表明,中国政教关系微妙且脆弱的平衡可能正在趋向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将可能会导致历经数年的严厉镇压和激烈冲突。当下中国的情形使人想起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一些政教关系的巨大转换,首先是帝国范围内对教会的“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皇帝颁布米兰赦令终结大逼迫,并给予了基督徒信仰自由的权利。

强拆十字架运动以及基督徒抵抗纪事

2013年2月正式发动的“三改一拆”行动是浙江全省范围内环境改造的一项三年行动。这场运动最初的文件完全没有提及宗教(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然而,到了2013年的12月,非法的宗教建筑却已经成为“三改一拆”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一些观察者把这样的事态发展归因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那年10月份对温州的一次考察。当他看到新建的三江教堂顶部高大的红色十字架时,他表达了不满。这座教堂坐落在高速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它那耀眼的十字架从数里以外就清晰可见。在浙江各地多次考察中他看到许多耸立在教堂之上的十字架,夏宝龙曾经发问:“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 这样一个诘问句式暴露了通过强拆十字架运动和其他行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是压制基督教。在他这次温州考察之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的运动被悄然纳入“三改一拆”行动之中。强拆运动背后掩藏的目的,尽管屡次被政府官员以及官媒所否认,却是明明写在浙江省政府2013年12月4日的一份内部文件里,题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这份秘密文件有一部分内容泄露在社交媒体圈中,并最后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其中毫无遮掩地陈述了这次运动的目的是规范“过多的宗教场所”以及“过热”的宗教活动,基督教堂及其活动和民间宗教的建筑首当其冲:“首要任务是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遵照省政府下达的针对特定宗教建筑的指令,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制定出他们自己的落实方案。例如, 2013年12月8日,沙门镇在玉环县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其实施方案 (Shamen Government 2014)。 这一方案列出了7类面临拆除的建筑,第一类是未注册登记的“基督徒聚会点”( 这是官方对家庭教会的称呼)的宗教场所。第二类针对合法注册登记的宗教场所中那些超过规定尺寸的建筑,包括使得教堂整体高度超过所规定范围的十字架。剩下的五类建筑中是关于民间宗教“小庙小庵”的。这七类列表没有提及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的场所,尽管其在浙江省内的数量也很大。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许多基督教会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移除或是缩小其屋顶十字架的高度,相继而来的是拆迁队强拆的举措。2月27日,杭州市黄湖镇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强制拆除,成为首个被报道的强拆十字架事件。然而,不论拆迁队去哪个教堂拆十字架,总能遇到基督徒的抵抗,使得许多强拆行动未获成功。一个月后,浙江当局召开了一次全省电话会议,动员党政官员积极实施强拆十字架运动,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的十字架。于是,强拆十字架运动迅速波及全省。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个运动中的决心,政府拆毁了三江教堂。在抗争数周之后,这个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在2014年4月28号被夷为平地。教堂倒塌的图片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而这一倒塌也象征着过去三十年左右所维系的政教相适应政策的破裂 (Hao and Liu 2018)。

三江教堂被拆之际,浙江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基督教协会在浙江当局的压力之下,发表声明呼吁基督徒理解并支持“三改一拆”行动。然而,在温州地区的许多基督徒领袖却发表了批评强拆十字架的公开声明,甚至有一些宣称要退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Ying 2018)。此外,在浙江辖区之外的江苏省,隶属于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发表声明,请求浙江当局在拆除十字架问题上要谨慎从事(Chen 2014; Wang 2014)。为了应对负面的公众舆论并且为这场运动提供合理化论证,《浙江日报》刊登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和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受到北京以及浙江当局的赞赏或奖赏,这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运动的支持 (e.g., Zhejiang Daily 2014)。恰在此时,2014年5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了首个“国家安全研究报告”,论及宗教对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对此表示担忧,并且要求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渗透 (Liu 2014)。

受到媒体的肯定以及中央高层的支持,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4年7月9日发出号召,声称要“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如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口号的奇特回声 (Zhejiang News 2014)。在许多场合,奋力抵抗的基督徒与拆迁队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一些人受伤。有些基督徒也聚集在政府大院表达抗议。2014年7月末,平阳县的黄益梓牧师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捕 (New York Times 2014b)。随后不久,有十几位律师从北京和上海赶到温州为受伤或拘留的基督徒辩护。面对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律师的诉讼所带来的挑战,浙江当局迅即动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为“三改一拆”行动中拆除十字架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更有力度的辩护。


然而,从基督徒而来的法律挑战变得越来越大。例如,平阳看守所最初不允许黄益梓牧师会见他的律师张凯。作为一名享誉国际的维权律师,张凯在平阳看守所门口静坐,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书写着文字要求当局遵守法律、按着正当程序办事。这一事件被诸多国际媒体报道。迫于压力,平阳看守所勉强让步。不久之后,一张黄牧师身穿黄色囚服坐在铁窗后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及报纸上广泛流传,与之相伴的是他那精神十足、定意捍卫十字架的誓言。为了摆脱张凯,当地政府给黄牧师的妻子施压,要求她解聘张凯律师,如果她愿意配合,官方答应会释放她的丈夫。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履行他们这一承诺。数月之后,黄牧师的妻子重新聘请张凯为她丈夫做法庭辩护。2015年3月24日,黄牧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Zhang 2015)。媒体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但事实上这个判决结果已经代表被告方的胜利,因为这类案子一般刑期会长很多(参见后面提及的包国华牧师案)。因此,许多在平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基督徒纷纷寄望于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约有100所教会聘请张凯和其他律师作为他们的法律顾问。此外,张凯等律师在许多教会举行座谈会和讲座,帮助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教会权益过程中可以使用的种种法律程序。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拆除教堂顶部十字架这个行为缺少法律根据。尽管许多教会确实没有获得所有必要的审批,有些教堂也确实是超过了批准的尺寸,但是政府部门在处理这些教会教堂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符合法律的行政程序。事实上,缺少审批手续通常是由于行政部门的不作为、拖延、以及政府官僚体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导致的延期 (Xiao 2017)。因此,根据现有的法律和法规,教会有权利提起行政申诉和行政诉讼,起诉相关政府部门破坏教会财产。面对逐渐增加的法律挑战,强拆十字架运动放慢了进度,甚至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期间暂时停滞。

为了抗衡基督徒的抵抗及其律师的法律挑战,浙江当局于2015年5月5日匆忙公布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草案,征询公众意见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这个规范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不得在教堂顶部设立十字架。尽管他们可以在建筑物正立面摆放一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的高度不得超过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而十字架的颜色也必须与教堂建筑立面及周围环境相协调。显然,这个法规是要为已在进行中的强拆十字架运动提供合理化根据,按照这个法规,绝大多数现有教堂都不符合其要求。杭州崇一堂的主任牧师兼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的顾约瑟牧师是浙江省内官方认可的教会组织里最受尊重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公开批评了这个规范草案中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浙江内外来自基督徒领袖、学者以及其他观察者的批评意见和担忧也蜂拥而起,但是浙江当局依旧在2015年7月10日通过了这个草率制定的规定。到了8月中旬,一些接受了张凯法律咨询的温州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就这个新规定通过的过程及其法律依据公开信息。他们声称,根据现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如果政府在15天之内不提供相应的回复,他们将会起诉政府 。

在浙江境内的张力日渐紧张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5年5月25至27日高调考察了舟山和杭州 (People’s Daily 2015)。听取了夏宝龙关于“三改一拆”和其他工作的报告之后,习近平表达了对现有工作的认可,并且鼓励他采取更加勇猛的措施。 之后,浙江省领导发起了新一轮的强拆十字架运动。

相应地,基督徒的抵抗也变得更加有力。2015年7月5日,浙江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对浙江民宗委发布了一个公开呼吁,要求其立即停止强拆十字架的“恶行”。这个呼吁声称,强拆十字架运动已经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破坏了和谐社会,制造了仇恨,致使爱国会变成了党和政府与教会之间的一座“断桥”。7月10日,浙江基督教协会也公布了致浙江民宗委的一封公开信,指出以“三改一拆”为掩盖名义的强拆基督教十字架运动已经影响了超过1200个 教会,包括那些具备所有必要审批证件的教会;同时,强拆运动伤害了浙江省内超过两百多万基督徒的感情,致使基督教协会的桥梁作用失效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此公开信也要求立刻停止强拆十字架的“谬行”。7月22日,一些在平阳县的基督教牧师发表公开呼吁,邀请国内外和海内外人士前来他们的教会见证强拆。7月24日,温州教区天主教主教带领教区的神父聚集在温州市政府大楼前举旗抗议。7月28日,温州天主教神父们发出一个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及所有基督徒的公开信,题为“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Wenzhou Pastors 2015)。

基督徒发起的这些公开抵抗变得逐渐难以用常规的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来应对。因此,浙江当局采用了非正常手段。2015年8月25日,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被抓捕,之后被秘密关押(一种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罚)。在8月底9月初,超过12位基督徒牧师、长老和其他领袖被秘密关押。在那之后,强拆十字架运动强力推进,拆毁了更多的十字架 (见图1)。不仅如此,在2016年年初,顾约瑟牧师被免职,继而被逮捕和起诉。2016年2月6日,金华市的包国华牧师与他的妻子邢文香(他们于2015年7月26日因反对强拆十字架被捕),分别被判处14年与12年有期徒刑 (BBC Chinese 2016)。

图1:浙江全省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每月受到影响的教堂数


然而,由于浙江的试验在省内省外招致了太多负面的反应,该省的方式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2016年4月22至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意在设立习近平领导之下宗教工作方向与方针的会议,并没有认可浙江的强拆十字架运动,而是另外四个省份处理宗教事务的方式被当作模范而受到赞许。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两个礼拜左右,强拆十字架运动悄然而止,没有任何结束的通告也没有任何完成的庆祝。约在一年之后,2017年4月27日,夏宝龙离开他在浙江的职位,被招到北京,安排了一个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虚职。*


尽管中国当局并没有正式宣告强拆十字架运动的结束,它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以上重要事件的纪事显示了这个强拆运动错失了多次自己设定的截止日期。首先,2014年3月28日,在全省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要求在15天之内拆除所有十字架 (Wanwei Blog 2014)。但由于三江教堂以及一些其他地区的强烈抵抗,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其次,《纽约时报中文网》刊登的那份秘密文件,明确要求在2014年年底拆除所有教堂房顶的十字架。这一官方目标在沙门镇公布的实施计划中得以证实。然而,强拆十字架的运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及至2016年春。第三,在2015年8月,温州的基督徒声称见到一个要求地方政府在2015年9月底之前拆除所有十字架的通知。第四,在2016年3月,一个新的拆除十字架的目标设立,要求在2016年4月底之前全部完成。这个运动在2016年4月中旬停止时,不超过1700所教堂失去了他们屋顶的十字架。这一数量仅占浙江全省现有教堂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在下文中会做进一步解释。

基督教堂的空间分布与被拆的十字架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进行了一次经济普查,其中包括了作为经济单位的宗教组织。这一数据通过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向公众开放,其中收录了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五大宗教的宗教场所信息。 关于每一个宗教场所,统计局的数据收录了它的名称、地址、设立年份、联络信息、一些经济特征等,借此我们得以定量地描述并分析宗教场所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模式。通过地址我们查找获得了每个宗教场所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每个县所拥有的宗教场所的数量,并且通过镇中心坐标点用ArcGIS软件自动生成估算的乡镇多边形。尽管乡镇界线不够精确,但足以让我们大致了解宗教场所在浙江省各乡镇的地理分布特征。

地图1显示1949年之前浙江省境内多数乡镇并没有基督教堂,到了1979年,也仅有一些教堂被建立。然而,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除了浙江的西南地区,全省范围内教堂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温州地区作为拥有教堂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区域脱颖而出。其他教堂数量相对集中的的地区包括台州和宁波的沿海乡镇,舟山的部分岛屿,金华地区的东阳县,以及杭州地区环绕千岛湖的西部乡镇。

地图1: 浙江省在1949到2004年间各乡基督教堂增长情况

根据访谈和其他不同渠道获取的信息,我们了解到很多教堂是在2004年之后建立的。其实,这期间有过一股兴建教堂的热潮,许多新建的教堂变得更高、更大、更宏伟。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新建教堂都把高大鲜红的罗马式十字架(一个较短的横条垂直镶嵌在一个较长的支架上)安置在屋顶。这些分布在天际线中显眼的红色十字架确实在浙江变得随处可见。关于为何他们选择把鲜红的十字架置于教堂的顶部,我们访问了许多的基督徒,最常见的回答是红色既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救赎人而流的宝血,也意味着殉道者为信仰和传道所留的鲜血。

事实上,这种罗马式红色十字架在许多其他省份也变得随处可见。在一篇题为“十字架面对大喇叭:一个在国家权力下坚忍不拔的乡村教堂”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的论文中,黄建波与杨凤岗(2005)描述了在西北甘肃省围绕着一个乡村教堂顶部十字架展开的对立冲突。在一个描绘华中地区上百所乡村教堂的照片展中,这一形状与颜色搭配的十字架也是最常见的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除了上述的神学象征之外,安静而又醒目伫立的十字架也象征着对压迫的无声反抗。官方的宗教政策与规定明确禁止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而出版审查制度也遏制了对基督徒活动的媒体报道 (MacInnis 1989; Yang 2012)。然而,中国基督徒通常具有强烈的宣教倾向 (Vala 2017; Ma and Li 2018)。 因此,面对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四处受压、备受围堵的状态,树立在教堂顶部的红色十字架便成为他们在无神论政党统治下基督徒做见证的另类方式。实际上,夏宝龙那个“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的诘问句式,恰恰表明了他对十字架符号象征意义的认知而决然以此为打击对象。然而,这项政治试验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以失败告终。

我们相信,如果中国大陆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高耸在教堂顶部又高又红的十字架不会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事实上,在其他类似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华人社会里,例如在台湾和香港,或是海外华人中,许多基督教堂顶部并没有又高又红的十字架。换句话说,立在教堂顶部那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是一个当今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十字架被漆成红色,一个表征鲜血与热忱奉献的颜色。但是,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国国旗,以及少先队员红领巾的颜色。红色在旗帜上象征着革命的热情,在十字架上则意味着为维护信仰而牺牲自我的决心。前者是主动出击型的,后者是防卫型的,但两者都表征了火热的委身。正是基督徒这种对信仰充满激情的委身对党和政府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因为后者要求唯一的忠诚。

浙江当局至今没有公布受到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的教会的信息;不过,我们幸运地收到了郑乐国牧师(一位在美国做传道人的温州人)整理的被拆十字架教堂的清单。通过社交媒体上提供的信息以及他在浙江基督徒中的广泛人脉网,郑确认了在强拆十字架运动中超过1200所受到影响的教堂。他告诉我们这个清单并不完整,因为对于在浙江的居民来说,通过社交媒体或是电话传播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危险。事实上,一些人仅仅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相关信息的帖子而被警方拘留。郑牧师在温州的家人也曾被警方问话,试图通过他的家人迫使他停止收集与公布关于强拆十字架的信息。仔细研究这份清单后,我们发现郑乐国整理的名录是目前能得到的最全面的清单。我们已经确认了大概四分之一受影响教会的地址,至于那些没有具体街道地址的教会,我们也能够把它们归并到县一级。地图2在2004年普查所知的教会数量上覆盖了这次受影响教会的数量。该图表明此次强拆十字架运动影响最明显的地区是杭州、金华、丽水、台州和温州。其余的地区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有十字架被拆除。

地图2: 浙江省各县2004年教堂数和2014-16年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受影响的教堂数


地图2上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受影响教会的数量与2004年数据显示的教会数量相关性不大。温州、台州东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北部、以及杭州南部的县都拥有大量的教堂,且有许多十字架被拆除,但并不是全部拥有大量教堂的地区都受到此次运动的严重影响。根据2004年的普查数据,杭州西部的千岛湖地区、宁波南部、台州北部、绍兴南部、金华南部、以及湖州西部都汇集了许多教堂,但是少有十字架被拆除的消息。由此看来,强拆十字架运动并不是在所有地方同样进行的。通过访谈我们得知,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基督徒家庭成员或是朋友的压力而不情愿拆除当地的十字架。相比于强制执行拆除令,许多地方官员更倾向于通过与当地教会协商来解决问题。比如,永嘉县政府在得知夏宝龙即将前往视察后,便首先与三江教堂的负责人协商关于如何避免冲突,后来也试图寻找避免完全拆毁教堂的替代方案 (Hao and Liu 2018)。如果没有来自省里的严厉命令,也许三江教堂不会被彻底拆毁。在强拆十字架运动的早期,一些地方政府看上去只是采取了缓慢应付的行动。正如上文所述,在2014年3月28日的电话会议中,夏宝龙督促地方官员显示行动的决心和加速行动。只是迫于来自省委和政府的重重压力,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开始推进这场运动。与此同时,当局增加了对积极展开运动官员的奖励。例如,盛秋平在2014年4月28日三江教堂被拆时任永嘉县委书记。2014年6年,他就被提升为义乌市市长,继而在义乌地区强拆了大量的十字架。到了2015年12月,盛又一次被提升,成为了义乌市委书记。

结论

最近这些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关注问题。例如,前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时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朱维群,曾公开指出宗教场所发展“过热” (Zhu 2013)。党和政府宗教事务管制部门一直以来试图抑制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的发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就会尝试通过某些政治试验来取悦中央高层、为他们排忧解难。浙江省把强拆十字架运动包装在“三改一拆”行动中,就可以被看作是这样一种试验。然而,这是一场严重低估了基督徒抵抗力的鲁莽运动。这种低估或许是因为众所周知浙江有很多基督徒商人,他们常常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实际考量而表现出妥协倾向(Cao 2010)。在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中,许多基督徒商人确实表现了静默无声,因为他们受到查税或审查其他经济活动的威胁。然而,许多牧师和传道人没有对于经济损失的担忧,他们带头护卫教堂和十字架,这会对他们在信仰团体中的地位大有裨益 (Zhu 2017)。许多普通基督徒也挺身而出,在面对拆迁队的冲突中,用他们的躯体保卫十字架。


为了应对基督徒的抵抗和法律上的挑战,浙江当局匆忙出台了新规定,希望以此使得强拆运动显得合法而又合理,但是这样的举措如此荒谬,以至于不仅招致了浙江省内外著名基督徒领袖的众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非基督徒学者、知识分子、甚至其他省份党政官员的批评。由于这种仓促的决定、不合理的规定,以及执行上的无能,这次失败的运动损害了浙江当局的形象。

如果将这次运动实际拆除十字架的数量与最初秘密文件中设立的目标相对照,显而易见,这次强拆十字架运动是失败的。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伤害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过去几十年里,党和政府曾刻意竭力地把这些官方协会描绘成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然而,这些协会的领导却表示此桥梁已经因为这次“荒谬”或“邪恶”的运动而断裂。在信徒中重建对这些协会的信心即便仍有可能,也已经变得相当困难。而且,在这个运动中对一些最著名的反对者所采取的非常规的惩罚手段也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放弃对顾约瑟牧师的无端指控,可以被看作是出于恢复民众对党和政府以及基督教协会信心的精心考虑。然而,金华的包国华和邢文香牧师仍在服刑,张凯律师等人还在“取保候审”。因此可以说,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尚未真正结束。

假如这次浙江强拆教堂十字架运动成功了,它就有可能推展到其他省份。鉴于它的失败记录,其他省份不太可能跟风。但从另一方面说,只要基督教仍旧被党和政府视为一个政治威胁,其他省份或地方官员就有可能为了获得奖励而以别的方式来压制基督教。

确实,近几年总体的政治气候使得打压基督教的运动增加了可能性。这种政治气候包括战斗的无神论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些为当局的威权行政提供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基础。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和中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庆祝圣诞节。2018年的2月,新的更加严厉的宗教事务条例已经生效。

我们的空间分析显示,虽然同样拥有大量的基督教堂,有些地区遭遇了十字架被大量拆除,而有些地区则基本上安然无恙。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环境,省委和政府下达拆除教堂屋顶十字架的命令,在不同地方执行力度很不一样。不是全省都步调一致地执行,地方官员中对待强拆令的配合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有些地方官员并不认可这次运动的目标。这个事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即便更大的压迫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我们仍可预见,在不同省份和地区必将会有程度不同的贯彻执行。正如罗马帝国时期于公元303年至313年对基督徒的“大逼迫”的例子,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这样一个严厉政策是不可能的。公元四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于公元313年由米兰赦令终结。如果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像过去四十年那样持续增长,那么,类似米兰赦令的转折时刻或许不再遥不可及。

References 引用文献

BBC Chinese. 2016. “Priest Couple Bao Guohua and Xing Wenxiang Are Convicted with Lengthy Sentences” 浙江教案:包国华、刑文香牧师夫妻遭重判. http://www .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2/160226_china_church_tria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Cao, Nanlai. 2010. Constructing China’s Jerusalem: Christians, Power, and Place in Contemporary Wenzho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2010. “Strangers No More: Village Churches on the Good Earth of the Sacred Land.” https://www.purdue.edu/crcs/events/ global-china-forum/global-china-forum-2010/photo-exhibition/.
Chen, Yilu 陈逸鲁. 2014. “Some Thoughts from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Demolition of the Sanjiang Cross”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思考强拆三江十字架事件. Pu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May 1.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4973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Hangzhou Chongyi Church. 2015. “Churches in Hangzhou Respond to ‘The Regula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Involved Should Not Interfere in Religious Affairs” 杭州教会反馈《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主管部门不宜涉及宗教内部事务. http://www.gospeltimes.cn/ 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28664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Hao, Zhidong, and Yan Liu. 2018.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anjiang Church Demolition in Zhejiang.”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 (1): 26–42.
Huang, Jianbo, and Fenggang Yang. 2005. “The Cross Faces the Loudspeakers: A Village Church Perseveres Under State Power.” In 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Fenggang Yang and Joseph B. Tamney, 41–62. Leiden: Brill. doi 10.1163/243955-04102002b.
Hunter, Alan, and Kim-Kwong Chan. 1993.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Ian. 2014. “Church-State Clash in China Coalesces Around a Toppled Spire.” New York Times, May 30. https://www.nytimes.com/2014/05/30/world/asia/church-state-clash-in-china-coalesces-around-a-toppled-spire.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Liu, Hui 刘慧. 2014.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4” 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 _2014.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MacInnis, Donald E. 1989.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Policy and Practice. Maryknoll, ny: Orbis.
McLeister, Mark. 2018. “Chinese Protestant Reactions to the Zhejiang ‘Three Rectifications, One Demolition’ Campaign.”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 (1): 76–100.
New York Times. 2014a. “The 2013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trod Involving Illegal Religious Buildings”‘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_2013.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530/cc30document/ (accessedJanuary 10, 2018).
New York Times. 2014b. “More Churches Lose Their Crosses Despite Protests” 不顾抗议,浙江基督教堂再拆十字架.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815/c15 church/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O’Brien, Kevin J., ed. 2008.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1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ople’s Daily. 2015. “There Is No End to Work: Taking the Lead and Creating a New Environment”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May 28. http://dangjian .people.com.cn/n/2015/0528/c117092-27067969.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Perry, Elizabeth J. 2001.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Popular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3 (2): 163–180.
Purdue University. 2010. “Purdue Galleries begins a new season of exhibitions.” Purdue University News Service. August 19. http://www.purdue.edu/newsroom/ events/2010/100819AR-MartinGalleries.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Shamen Government. 2014.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Regulating the Illegal Religious Buildings in Shamen Township” 沙门镇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 ArticleID=4877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UCAN News. 2014. “Zhejiang Christians Suspect Officials’ Promotions or Demotions Related to Three Rectifications and One Demolition” 浙江基督徒怀疑官员升迁 _和追责与三改一拆有关. June 27. http://china.ucanews.com/2014/06/27/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Vala, Carsten T. 2017. 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God above Party? New York: Routledge.
Wang, Aiming 王艾明. 2014. “The Amount and Degree of Demolition of Illegal Structures in Zhejiang: The Cross and the State Rationality” 浙江拆违的量与度—— 十字架与国家理性. Gospel Times, June 29. http://m.gospeltimes.cn/news/23734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Wanwei Blog. 2014. “Why does Secretary Xia Baolong give the ‘cross’ a hard time?” 夏宝龙书记为什么要跟十字架过不去. April 13. http://blog.creaders.net/u/ 2366/201404/178784.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Wenzhou Pastors. 2015. “An Open Letter: Shout Out! Do Not Be Silent Anymore!” 一封呼吁信: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 . July 28. http://www.chinaaid.net/2015/07/ blog-post_61.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Xiao, Yunze. 2017. “Belief Patterns and Land Rules: A Case Study of Christianity Based on Land-Control Act [sic] in Province A.”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46 (2): 375–410.
Yang, Fenggang.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ing, Fuk-tsang. 2018. “The Politics of Cross Demolition: A Religio-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ctifications and One Demolition’ Campaign in Zhejiang Province.”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 (1): 43–75.
Zhang, Peihong 张培鸿. 2015. “The Affidavit from Pastor Yizi Huang in Defense of Charges of Disturbing Social Order” 黄益梓牧师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辩护词. Website of the 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85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Church Affairs Committee. 2015. “Zhejiang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CPA) Strongly Requested the Authorities to Stop Cross Demolition Immediately” 浙江省天主教“两会”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十字架.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5/0707/12750.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2015. “An Open Letter of the Zhejiang Christian Council to Zhejiang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to Stop Cross Demolition” 浙江基督教协会呼吁 _停止强拆教堂十字架. 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13-07112015163733.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Daily. 2014. “Yongjia County of Wenzhou Demolished the Sanjiang Illegal Religious Building” 浙江永嘉依法拆除三江违法宗教建筑. April 29. http://cpc .people.com.cn/n/2014/0429/c83084-24955806.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Government. 2013.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Three Year Plan of the ‘Three Rectification, One Demolition’ throughout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开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动的通知. http://www.zj.gov.cn/art/2013/ 3/13/art_13012_77021.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News. 2014. “Carry the Three Rectification and One Demolition through to the End” 将三改一拆进行到底. 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4/07/08/ 020129012.s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ejiang Provin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Affairs Commission. 2015. “The Draft of Regulation of Religious Buildings in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宗教建筑规范征求意见. https://zj.zjol.com.cn/news/96883.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Zhu, Jianzhong. 2017. “Religious Regulation and Churches Responses—A Case Study on the Anti-demolition Action of Christianity in Wenzho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anging Religious Landscape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July 11–13, 2017,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Zhu, Weiqun 朱维群. 2013. “Study Religious Policy, Do Religious Work Well” 学习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 China Ethnic News, July 23. http://www.mzzjw.cn/zgmzb/ html/2013-07/23/content_93185.htm (accessed January 10, 2018).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2017-10-25 彼得渔

摘要:

本文以2014-2016年浙江地区政府以三改一拆名义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为论述背景,以在抗拆行动中的信众个体的回忆作为生命叙事的文本素材,并通过对几段个体叙事的编排和铺陈,试图捕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强势国家叙事下,作为权力被控者的信众人士是如何回忆、叙述他们的过往事件,并在这样的叙事中展现或者隐含着怎样的情绪和意愿,这种情绪、认知和回忆对于他们当下和未来的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影响?

本文写作的宗旨,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宗教团体的抗拆行为,以及政府的执法行为做是非对错的研判,而在于,试图通过在信教个体在和执法部门之间冲突张力的互动关系中,捕捉他们的生命感受。本文也试图借此个体生命叙事,进一步探究宗教不满情绪的积压对于威权社会(和谐社会建构)是否潜藏怎样的摧解力? !

为了书写流畅及论述连贯性,就不做单独章节的理论框架,并将相关理论放置文章各自段落铺叙之中。本文采用侯活士的叙事神学,以及刘小枫关于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对比差异,指出,在国家叙事的强势下,基督教群体以一种怎样的叙事在记取和维续的他们的过往,这份记忆对于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键字:十字架、生命叙事、国家叙事、记忆、身份

前言:无言拥抱的老者

我要讲述的是,是关于内地千万同为基督徒名义的故事,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是发生在我家门前屋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和我的记忆。无法忘记,也没发抹却。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收藏了几百张关于浙江教会抗拆十字架行动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谓怵目惊心。如果问,哪一副照片让我念念不忘。我想就是这一张,发生在2014年夏季温州西部文成县的山区小教堂屋顶。钢筋水泥浇筑的十字架早已退却了红漆,在往常的时光里灰褐色的十字架是那么的寂静与安常。这位年逾七十的老者,抱着平房上的十字架,沉默无言,儿孙上来劝其下来食饭却也无动于衷,生怕被谁轻易偷走,远处轰鸣的挖掘机正在村口蠢蠢欲动。这个画面平静、哀伤,又充满着无能者的力量。我不禁感叹,这是怎样的沉默地抗议?一位徐徐老者对峙严阵以待的安保,一个水泥浇筑的十架抗议着咆哮中的挖掘机,一躯乏力肉身对抗着强悍的国家机器。

老者无言,但沉默中的热忱、执着,在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温州教会广大信众的生命写照。但痛惜的是,这朴素的教堂和十字架,正是温州教会的内里贫瘠的外化展现,是所有温州教会高大建筑和繁多事工下的虚弱隐喻。温州教会到底复兴与否?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山区和城市的差异,是外人难以察觉的,被城市教会的华丽炫目外表的欺谎下,温州农村和山区的教会正显露着温州教会整体内里的贫瘠。这从老者的失语、和贫瘠的教会,试图向我们输出一幅幅国家强势话语下的无奈、哀伤、迷惘的景象。

1.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

刘小枫认为,伦理学就是一种生命感受,伦理学分理性的和叙事的,叙事伦理学分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命运,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虚实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人的道德景况,让每一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侯活士对近代伦理学的两大理论——义务论和目的论颇不以为然。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客观的道德判断,在逻辑上遵循某种基础性的道德原则[2]。刘小枫所提的人民叙事就是侯氏所反对的义务论和目的论。龚立人教授并不支持刘小枫的两则的必然对立的提法,后文详叙,这也是我在文末提及的十字架群体而非个体的抗衡意义。

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视域里,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应被称为国家叙事/人民叙事,意即国家权力意图为基督教划定一个怎样的生存法则,提出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用、文化上融合」的宗教认同理论,以宗教生态和谐的教化、以国家社稷、民族宗教利益福祉为目标导向的伦理想像,那么与国家叙事相对抗的个体叙事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众个体在对抗这个三个认同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年的,浙江地区的基督教堂遭拆十字架、信徒为保护十字架被恐吓、被抓捕、在抗拆中维护教会权益的牧师律师传道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判刑。破坏教产没有得到赔偿、很多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传道人被取保候审或者继续在家监视居住。浙江基督教群体在拆十之后,几乎噤若寒蝉,近于失语状态。

浙江教堂和十字架为什么被拆?这和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存在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必然要「教堂中国化」,温州、浙江乃至全中国的哥特式建筑是否必然与基督教中国化存在矛盾冲突?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在法律层面属于宗教违章建筑?政府动用如此大量的经费、人力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点滴大的错误?而不惜以全省党群关系、政教关系的恶化为代价?这种以行政命令凌驾法律,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暴力拆除行为,就只是执政智慧的缺失?这种暴力强制的国家叙事以及我行我素的行为,对于和谐社会是促进还是倒退?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在此文中一一交代,但是通过对于这些的问题追溯,对于作为罔顾个体利益的国家叙事的呈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十字架下的生命叙事

(1)

王春芳(化名),女,52岁,全职太太,丈夫是温州一编织厂董事长,家境殷实,亲属中有的办厂、有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原本在丈夫企业里做财务,由于2013年起女儿去美国读书,她就一半时间在美国陪读,一般在温州,在温时多在教会做义工,非常积极,和她差不多家庭情况在教会积极帮忙的女性有20来人,他们有的参加诗班,有的做教会接待。爆发拆十情况后,她和这些姐妹几乎天天在教堂,白天聚会,晚上守堂。当地街道部门组织的拆迁队来的时候,她们和教会的人一起在教堂门口组成人墙,唱诗歌,阻止对方进入。当地政府透过对她丈夫党员亲属向其威逼,如果他们家以及其他亲属还不停止抗拆,就要为难他们家的和亲戚家的企业,比如查税务、查产品合格、厂房消防安全、企业违章建筑情况等。他们亲属在单位上班的也受到上司的压力,被要求必须去游说王姓夫妇以及信教家属放弃抵抗,否则仕途后果自负。

王姊妹回忆说:面对拆十字架,我们觉得政府完全是乱来的,是不公义的。当时我们夫妻二人,都下定决心,为主摆上的。而且我丈夫企业多年来都是诚实经商,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怕查。但如果我们夫妻参与教会抗拆,而因此牵累亲戚家的企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边是信仰,一边是亲情,我们很难抉择。我不想让亲戚计恨我们,有些不理解我们信仰的亲属,怕坚持下去会对信仰没好印象。当然更多亲属是理解的,但是道理和利益、前途比较起来,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多次抵抗和多次游说威逼下,我们和牧师面谈后,得到首肯。我们退出抗拆。其他不少姊妹家庭也跟着退出去,事后我们夫妻觉得很懊悔。其实我们也只是口头上答应退出,缓解亲属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改做后援的工作,比如给在白天教堂聚会用餐的人买菜,奉献金钱,打听政府内部最新消息给牧师。可是在我们坚持了3个月后,十字架还是被拆了。

我问她,如何被拆的?被拆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怎样。她这样回答我:记得我们当时坚守到三个月,街道拆迁办发动了大概第十次的半夜强攻,和我们教会的人有的肢体冲突,好几人流血。最后被大型挖掘机器配合云梯,用器割机割掉十字架。当时我们很难受,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没有为祂坚守到底,是我们亏欠主。牧师也被抓去了,一个月时间没有消息,没说放也没说不放,也没给个说法,最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妨碍公务罪等判1年。

我又问她,拆十字架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回答说:后来,堂里牧师几乎每周一都要去有关部门报到,如果牧师没去,他们就来人查看是否在堂里,电话打了也不算。再后来,今年2016年8月份,开始要求在门口安全监控探头,还要在门口安装五星红旗。堂里也没有什么什么声音。我们家的话。我老公觉得这些风头会更紧,后续还有别的事情要教会配合,教会的抵抗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厂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效益,经济大环境也不景气。想把厂转给别人或者亲戚,想做别的生意,或者去移民美国陪女儿,教会里有姐妹做移民咨询的。

(2)

张小泉(化名),男,29岁。 2014年春节刚从菲律宾某神学院毕业回来,和同时毕业的一女同学回温州结婚,在老家教会驻堂,没过多久,妻子怀孕了,之后就发生了拆十字架事件。张传道和教会长辈同工一起商量,以聚会形式来抵抗,一则鼓舞士气,借此机会好好教导信徒,二来如果发生拆除可以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堂会里的崇拜事宜,一边利用网络转发浙江各地拆十字架图文情况,也因为网络宣传问题,他被跨地区逮捕,最后被反遣送当地公安局,以网络散布谣言罪判行政拘留七天(暂缓执行)。在下半年,张传道继续跟进各地拆十情况,被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一年。最终十字架也被拆下。

我问张传道,你后不后悔来温州来这个堂做传道?你当时坐牢什么感受?他回答说:我不后悔。我读神学,就是想毕业那天回家乡服事的。赶上这个好时机,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主荣耀我。当时坐看守所的时候,一天到头都有人在房间里轮流看守我,晚上不给关灯。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无聊,想家人。特别对不起妻子,她分娩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她身边,我给我儿子取名荣光。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家的荣耀。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继续在这个堂服事,出远门受到限制,出境也根本不可能,那我就哪里不去、专心牧养教会。他们也不准我接见外媒,事实上境外的声音,党国一点也不忌讳毫无缩手意思,他们的文章报告也没有实际牵制效果。

(3)

刘盈盈(化名),女,35岁,高中老师,在教会做义工,主日学老师。她在教会里启动教会全日制幼儿园、小学等非法办学项目。她觉得十年的教龄,让她看到公立教育的糟糕、意识形态教育把孩子奴化,应试考试把孩子工具化,丧失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认为需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办学,孩子将来的发展路很多,有实力的就去国外读书,家境普通的就在国内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她认为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比学历、社会地位、生存手段都重要。她推动教会办学距离爆发拆十字架事情已经三年,并且已在公立学校离职,专心做教会学校。

我问她,拆十字架你认识?对你自己以及办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发生这种政教冲突在当下一点儿也不奇怪。信仰群体人数增长,社会影响力扩大,社会人士乃至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扩大表示不满。经济不景气、国家高层斗争激烈,又是打虎拍蚊子。只要政教关系收紧,这个冲突是必然。我更认为这个冲突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冲突,基督教的孩子不能再送到公立去教育了,这是耽误上帝的孩子,撒旦的教育,充满了谎言和交换。 (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我认为基督教信仰要为社会做点什么,需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孩子的公民意识需要从小抓起。一旦社会开放,教会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不好了。最好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这次拆十字架,更是坚固了我坚持要办学的决心,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更加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我想下一步,送老师去北京、上海等地接受培训,扩大校舍,预备新学年招生。

我问她,你在主日学里都怎么教育孩子关于十字架的事情。她回答说,上周她和10来岁班级的孩子们讲但以理的故事,还把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和温州当地牧师被抓在牢里的故事串连在一起,,一则让孩子了解本地教会的情况,获悉并效法属灵长辈为教会的坚忍和付出。二来让孩子产生联想,上帝是我们患难中的拯救,但以理和我们的牧师们都会获得自由和平安的。我还给他们讲过约瑟的故事,约瑟迎接家人团聚,我把吴益梓牧师出狱和教会团聚,进行串连想像。十字架事情,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胜方,我们要给孩子讲英雄苦尽甘来凯旋得胜的信心。

(4)

林阿婆,女,67岁,无业,丧偶,教会义工,祷告组资深同工。她家很早就信主了。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由于是没有知识的农村妇女,历次政治社会运动几乎关涉不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温州十年无宗教试验区,她感受深刻,在隔壁伯伯家偷偷半夜点煤油灯聚会,长辈们憋着气唱赞美诗,她说记忆犹新。后来改革开放了,教会复堂了,她一边务农,一边在教会替病家做祷告守望工作。

我问林阿婆。你怎么看拆十字架的事?她回答说,这是仇敌的工作,起来逼迫教会,是空中掌权的恶者,借着邪恶政权来熬炼教会,夏宝龙(浙江省委书记)就是那海里的怪兽,瞎暴龙(改书记名字)就是启示录里古蛇的使者,要被捆锁,要被丢在无底坑中。他们拆了我们的屋顶的十字架,拆不走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只有心中有主,就不怕,撒旦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哪,年轻人要惊醒祷告啊。我问李阿婆,在抗拆十字架中的时候,怕不怕?她回答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我们唱赞美诗歌就击退敌人,好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一样,我们感受上帝都在帮助我们。 (他们教堂三面环水,前门被大石头堆挡住,拆除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5)

程大冲,男,46岁,工厂员工,受洗3年,温州一乡镇教会信徒,已婚。有时候加班,周日聚会不稳定,配偶也是工厂员工,老宅因街道规划而拆建补偿,小有积蓄。

我问他,拆十字架,你怎么看?他回答说:拆十字架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十字架违法,早就违法了,教堂都盖成20年了,那岂不违法20年了?执法部门哪里去了?过去20年不拆除现在花大力气拆,岂不说明过去不作为20年?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和家庭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家里配偶热心多起来,和教会里姐妹聚会经常,也带动他晚间多去教会。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们家以后有什么打算带来影响?他说影响不大,前几年没钱,没想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有了钱,希望孩子去市里读书,所以最近考虑要去市里买学区房,市里的教会也大,牧师水平也高,可能去那里聚会得到也多。

3.十字架的记忆、身份与未来
在上文中,这5位随机的受访人,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位置和体会,对于身份建构有怎样的影响?建构一个怎样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来来是一个怎样的关联样式?

内地圣经学者游斌在其新书中,采用「社会记忆」植入族群学说,对于以色列民族起源、身份建构带来新的视角。他这套以社会记忆为核心概念的的族群学说,是按照中国学者王明珂,他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群体总是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以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2)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由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助该群体的形成,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3)一个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来凝聚彼此,遗忘与现实人群无关的过去(结构性的失忆),强调共同起源记忆,并保持族群的边界[3]。
温州基督教会信众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宗教族群,这个宗教共同体又由于温州共同的地缘、政经文化处境,这个族群已然存在,笔者要探究的是这个族群共同体是如何做对过去事件的社会记忆,以及这个社会记忆对于族群边界,尤其是与非信众、社会各界、当地权力部门的边界如何划定。当然,在这些叙述者的采访回忆中,都各自进行了选择性回忆,同时温州时空跨度,3年时间,10来个县市,必然有不同的记忆内容。故此,笔者对其各异的叙事内容进行捕捉,试图概览出一个温州普遍的一般意义的「后拆十」时期的生命体念。

结合上述社会记忆的学说,我接着尝试回答一下几个问题:
(1)他们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 ——这些人,他们都有着关于抗拆十字架的经历和体会,有参加教会提抗、肉身护堂、联合崇拜的经验,在那些各自的表述中,难以的恐惧和压力跃然纸上,他们或多或少有着遭受家人的威胁、产业的威胁,人身自由的威胁。王春芳企业受到威胁,亲属遭受间接压力,张小泉传道被拘留等。
(2)他们都在(被动地)建构着什么样身份? ——受压者的身份、抗拒者的身份、维护者的身份,出逃者的身份。后者尤为明显。他们作为信教个体被卷入了保护教产还是任随政府处置的抉择中,但不论怎样的抉择都是权力的受压者,他们所在的堂会都不约而同地起来抵抗,抗拒着公权力对宗教的肆意凌辱,他们几乎都在否定着政府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在试图维护仅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可惜的是,他们几乎集体扮演了出逃者角色,比如,王春芳想出国离开这里。刘盈盈想办教会学校试图与公立教育划开界线,林阿婆继续进入并且进一步固化她的基要信仰,在现实和传统教会语境中走远。程大冲想要通过买城里房子离开哪里。这里面有正面负面和积极消极之别,但是都说明了这些变动的内在关联要素离不开十字架事件。
(3)基督教群体与社会、国家等的界线如何?他们受压者和出逃者的身份等,为自己和非信徒、政权、世界之间会画上更深还是更浅的分界线?王春芳夫妻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宗教自由情况感受失望,意图移民制造身份区隔。张小泉虽视牢狱之灾为上帝之福,但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心灵烙痕深深刻画他的生命轨迹之中,将信教的和执政党的关系放在对立的姿态里,而林阿婆在政教关系中走得更远,是天国和恶者的末世征战。刘盈盈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比,撒旦教育和天国教育的冲突。最不济的程大冲也认为政府拆十字架是不对的。也许在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里有着固有神学认知上的缺陷,我们不做过多评议,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更深的分界线在信教群众和社会、教育、国家等方面领域分割剥离开来。
(4)这些愤怒和出走者所积累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在这些抗议过程中,他们的诉求没有实现,反倒以暴力遭受破坏。并且在抗争后期,教会损失没有得到赔偿、身体受伤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积压的愤怒没有得到宣泄。这个社会政权为自己积蓄民间的愤怒。也许是他们感到无望,选择出走、变动。固然这些变动都有这些诸多社会因素的联动作用。但十字架事件在他们这集人身上至少起到了催化作用,催动了这些欲念的提早发生。中产的出走,和草根的愤怒,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异常突出。不敢说中国的未来是中空的局面,如果没有对社会不同群体(宗教的/非宗教的)的激愤没有得到有效舒缓和宽解,反倒更加堆积阻塞。那个崩盘的未来一定比执政党的预感来得更隐蔽、迅速和彻底。

结语:十字架社群的叙事逆转

综合以上几点,拆十字架行为透过a.痛苦的受压者的回忆,b.无奈的出走的欲念,c.信教群体的边界明然化,d.积蓄的社会愤怒等方面,呈现出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张力的深化。
十字架下的绝非个体,而是群体,一群被召的人,诚如龚立人教授对刘小枫人叙事伦理和个体叙事伦理的指摘一针见血:是否个体伦理必然独立于社群理论呢?社群伦理必然具有压迫性呢?认为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中的经验,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其两套伦理论述的对立存有异议,最后指出,刘小枫所反对的不是社群理论,而是反对社群伦理背后所代表的普世规则[4]。龚立人教授提出基督教伦理的叙事性,就是为了确保对权力保持批判性,批判一种以意识形态出现的基督教伦理。

因此,这个具有批判性的十字架的叙事本身,应该带有想像的,不停留在痛苦过去的个体控诉,也是想像着一个未来。这个想像的事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温州处境中,势必有这样几个方向的呈现:

(1)认识到冲突代价是大的,需要转变策略,采用更长久持续的拉锯战。教会要做长期准备,信徒的坚忍,在一个胡温政权之后高度收紧的宗教政策的形势下。教会要灵巧像蛇。
(2)堂会要求独立,更多自主权、架空三自对堂会的指导权,强化堂会之间的联络。教会的内部也是持续。软弱妥协的被有关部门的威胁的,显示出理解,输出更多友善和谅解。同工关系得到强化。
(3)教会自办学校强身份认同,抵制国家意识形态得到增强。是次冲突,可以推动国人对政权、执政党的进一步的认知。尽管会出现对中国教育、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缺乏信心,反洗脑、反奴化的教会办学、或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强化。
(4)公民意识、公民权力在教会中升腾,教会青年人对于社会公义事情较比之前增多。对于西方的依赖减化,西方媒体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促进中国对于宗教自由的开放开明。也不怎么愿意「搬西方的砖来压东方的锅」。
(5)新生代的信仰考验。内在生命的形塑的认识度增强。青年人认为这是主给新时代的新以色列人的考验和祝福。接受主对上一代的试炼,新时代的人需要新考验。
(6)而以上对于中国社会现实、教育实况、堂会的治理策略,新生代的觉醒,都不应由让世界社会给教会订立目标。因为在侯活士看来,正是教会作为政治性的群体,内里的政治范式,一群德性伦理建构下的教会群体而非世界公民身份来为教会和世界立界线,定规矩[5]。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p7.
[2]郑顺佳《天理人情》(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p214.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27-28. 转引至游斌:《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p32.
[4]龚立人:《是与非以外——基督教的伦理想像》(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p18.
[5]侯活士:《和平的国度》(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纪荣智译,p61。

来源: 微信专页灵风茶社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对基督教的打压与改造

曹雅学:访谈温州牧师:对基督教的打压与改造

编者按: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总编。这是曹雅学所做的专访。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这是曹雅学11月23日对温州L牧师的访谈。

曹:L牧师,今年七月温州拆十字架高峰的时候,我采访了你。我们知道,这场拆教堂、拆十字架的运动在浙江省、特别是温州持续了一年半,几座非常宏伟的教堂被拆毁,有估计说,上至一千五百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被强力拆除。但是八月、九月以来,好像没有听到拆十字架的消息了。这场拆除运动停止了吗?

L:拆十字架行动基本告一个段落了,但打压并没有结束,且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从2015年8月末至9月初起,当局变更了打压的策略和方式,将记者报道事实视为国家机密外泄;破天荒的以情报外泄等非宗教性罪名构陷传道人。温州秘密抓捕关押了近二十位神职人员及法律顾问,至今超过二个月。

他们分别是温州地区:1、王运显长老;2、严晓洁牧师;3、周爱平长老,4、周剑传道,5、魏文海传道,6、程从平传道,7、黄晓远传道;8、康孝友弟兄,9、张制传道;10、张崇助牧师;11、黄益梓牧师;12、程超华教师;北京法律顾问:13、张凯律师,14、刘鹏律师,15、方县桂律师;金华地区:16、包国华牧师,17、邢文香师母,18、包晨星传道;19、金华城关教会多位同工。

这些被羁押的人中有好几位被证实是秘密单独关押,这种关押方式被外界一致认为有遭到酷刑或虐待的风险。他们都面临重判危险。

11月初多位被秘密羁押的人几乎同时用书信传出解聘家属委托的辩护人,连温州教案的法律顾问张凯律师也传信出来解聘律师。这事很蹊跷。擅长用法律协助温州教会和基督徒护教的律师,竟在自己遭秘密羁押后放弃他的辩护人。他在信中对自己的羁押处境没有半点描述,这不得不让人推测他是在受胁迫下做出的决定。类似现象在中国屡见不鲜。

11月11日,温州鹿城区政府在下岭教会院内墙上张贴三份文件,宣布将于11月16日对下岭教堂两幢四层共计建筑面积为2907.34平方米的建筑进行强制拆除。张凯律师和他的助理正是在这所教堂被抓的。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拆除队伍还没有来。

浙江教会现在弥漫三十年来罕有的挫折感。教会低估了政府的残忍。打压是渐进的,大家原以为三江事件后打压会划下休止符,然而,这只是基督徒的一厢情愿而已。

曹:政府用拆除违章建筑、规范城市外貌的名义拆教堂、拆十字架,看来完全是一个借口,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倒像是政府在向基督教群体“宣战”。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什么考虑和动机?

L:为降低打压基督教引起舆论反弹,以“拆违”名义给拆教堂建立正当性,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把“宗教问题”进行非宗教化处理,用来掩饰其削弱基督教的意图。这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

无可否认,浙江、温州部分教堂存在扩建现象,这是宗教政策缺陷及行政过度限制所致。修建教堂程序繁琐,地方政府出于对民间宗教团体的宽容,私下默许教会“少报多建”,在教堂落成的典庆上有时还能看到官员出席致词。像温州三江教堂,2013年属于市政引以为豪的地标建筑。该堂扩建是政府建议,以配合打造新潮城市形象,展示温州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多元和包容性。

浙江温州平阳的一位教徒试图重新竖起两天前被当局拆除的十字架(2015年7月29日)
浙江温州平阳的一位教徒试图重新竖起两天前被当局拆除的十字架(2015年7月29日)
但是这场拆十架运动须置于习近平政府紧缩意识形态控制的框架中理解。基督教游离于意识形态及威权之外,是当局新“黑五类”管控对象之一。当局认为中国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遗留产物,在普世价值认同方面与西方接近。

当局视基督教是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体。它的组织性质符合现代公民社会定义,即独立于国家力量的自主性社会组织。基督教堂是一个自主多元开放的中介组织构成的社会领域。神圣十字架和教堂建筑表达教会在公共空间的存在,可被视为是社会权力的象征。

但是当局对宗教组织疑虑重重,不能容忍教会的范围和影响力,担心国家安全因此受到威胁。一份官方文件提供了证据,政府要求“民族宗教干部看清十字架背后的政治问题,坚决抵御渗透。”

温州流传的一个说法是,2013年9月,浙江书记夏宝龙视察温州,瓯江河畔三江教堂闪烁的十架夜灯大大的刺激了他的视神经。夏很不爽,发牢骚说:太嚣张了,这究竟是共产党天下,还是基督教的天下?

其实从2014年5月份后,政府干脆放弃先前“拆除违章建筑”的托词,公开强迫教会拆十架。教会领袖与当局交涉,得到露骨的回复:“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允许十字架的存在。”政府揭开真实的政治面纱,不再在“三改一拆”的外衣下对拆十字架遮遮掩掩。浙江许多教堂证件齐全,严格按照审批要求施工,十架照拆。有的教堂被改成“老年活动中心”或“文化礼堂”。这些作法与拆违毫不相干,明显是一场荒唐的信仰迫害。

曹:为什么单单挑出温州呢?

L:选择打击温州教会,其中因素是该地区基督教发达,基督徒比例高,信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5%,也就是100多万(官方数字)。城乡所到之处教堂林立,十架标记十分显眼。因此温州也常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当局十分忌讳这个指称。另外,过去三十多年,温州在整个中国教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曹:什么影响力?

L:温州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外出经商,基督徒在所在城市定期聚会。以家庭教会为主力的基督徒商人义工和专职教牧人员,在各大城市或乡村建立、繁衍或扶植大量的家庭教会,在经费上援助他们,支持他们的讲台,定期开展“培灵聚会”。随着温州教会的成熟度增强,也组织圣经学习班,装备各地教会领袖和教牧人员的圣经知识及牧养及教会管理技能。

温州基督徒海内外合作,到处留下传道足迹。温州本土义工(志愿)传道人超过万人;数百传道人散布在欧美各国;数千传道人在各大城市服侍教会,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官方教会或城市家庭教会有不少来自温州的传道人。2000年后,温州陆续创立或健全了二十来个圣经和神学培训班,每年培训数百人,培养基层新一代传道人。

曹: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从观察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角度,中共的做法有两点使我感到十分诧异:一是在中国东部沿海最富有的省份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体、而且是社会中坚群体发起挑战。中国人都知道,温州是中国经济开放的一个发源地,温州人的勤劳、聪明和富裕世界闻名。二是官方似乎对待它所批准的官方教会也同样对待。我感到当局这样做,表明他们对基督教在温州的发展已经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

L:即使政府企图管控的官方教会也并非总是唯命是从,教会的信仰系统颇为严密,拒绝接受官方管控,这使得一切基於权力直接控制的政权当局感到潜在的社会对抗意志。中国官员对地方政府在政教关系中存在“讨价还价”的灰色互动日益不满,确信威权受到削弱,认为对官方教会的统战难以完全奏效,故其利用价值大为降低,以至于不太介意破坏两者关系所带来的损失。

曹:你认为这样的损失是什么呢?可以简略分析一下吗?

L:向政府注册过的教会一贯认为,他们的信仰活动基本得到政府的容忍,这种相对的宽容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注册教会的许多事工几乎是大摇大摆的做。比如:大学生夏令聚会活动。他们也率先开始大型布道,有时敢于在乡镇的街头做圣诞节目。事工也不局限于温州本地。在温州大量的注册教会发展出来的事工并不比家庭教会逊色。

但在经过这场拆十字架的运动中,他们猛然发现向政府注册过,并不能确保教堂和十字架免于遭殃,十字架被拆的数量和比例远远超过家庭教会。注册教会意识到登记之后,一旦拒绝配合不合理的政策,遭到报复更为严重。政府则认为注册教会如此强烈抵抗,是背叛他们,应当遭到更严肃的打压。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利益。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彻底失去了所有人,那些有些声望的教会领袖也对政府表示了失望和谴责。基层基督徒的反应是愤怒,但又觉得是预期当中的:如果共产党能表现出慈悲,那就不是共产党了。

曹:在拆十字架的过程中以及后来的几个月,我陆续看到“基督教中国化”以及“五进无化”这样的说法。这个月又在北京举行了“基督教中国化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者包括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基督教两会和一些大学。什么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吗?

L:由官方主导的这场 “基督教中国化”运动,在本质上是政治化的,即迫使“基督教共产党化”、“基督教社会主义化”,意图把基督教改造成为受其支配又可利用的服务工具。“基督教中国化”理论推动者、官方学者卓新平明确说:“中国基督教在政治上要强调中国化,要认同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相关政策。”

这次在北京召开“基督教中国化”之路会议,会中可能存在各说各的现象,但会议的核心前提暗示基督教是个潜在可能的政治竞争对手。这已扭曲了基督徒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和形象。与晚清、民国时期及基层基督徒为传教所需自发研讨颇具教会性的本色化、本土化概念与尝试毫不相干。

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过度与中国文化融合,以至基督教传播中断,最终消声匿迹。基督教若忽视其普世圣而公之的神学传统,容易滋生民间色彩浓厚的“怪胎”。洪秀全的“天平天国”是个不陌生的例子。教会若过度依附国家权力、强调民族意志,世俗权力易乘虚而入。德国信义宗曾被纳粹德国利用,酿成人间悲剧。前东欧许多正教神职人员被吸收为共产党线人,历史档案揭发后,令这些神职人员无地自容。在中国,基督教应该汲取教训,切莫自甘沦为党包养的“二奶”。

当局现在在教堂推行系列活动。在温州平阳,地方当局在主日(星期日)给一些教会派驻行政人员,监控教会活动,不许教会触及温州教案或不利政策传播的话。有的地方计划在教堂设立办公室,但没有成功。政府在许多教堂设立政策宣传专栏,并在官媒上渲染。2015年,浙江官方开始推广基督教的“五进五化”。

五进包括:“政策法规进教堂、健康医疗进教堂、科普文化进教堂、扶持帮困进教堂、和谐创建进教堂”;旨在控制教会的社会活动,与政府保持一致。五化则包括“宗教本地化、管理规范化、神学本土化、财务公开化、教义适应化”,侧重从教义、管理、财务等方面入手,改造和控制教会。

然而,当局的盘算失误了,“五化五进”运动的进展不利,遭到教会的批评和顽强抵制。

曹:是否可以请你具体谈一下教会提出了什么样的批评,又是如何抵制的?

L:政府主导“五化五进”活动有悖于基督教信仰。教会撕毁政府在教堂墙上张贴的宣传纸;在不同的网络就“五化五进”问题进行反宣传;对妥协的教会或个人给予严厉的点名劝告和批评。有的教会拒绝配合财务调查;有一个家庭教会决议,政府若派人强占讲台宣传,教会将用集体唱诗回应,阻止他们上台。如果讲台沦陷,宁可放弃整座教堂,退守到私家房屋分组聚会,也拒绝配合。有基督教领袖则引用北美已过世中国福音会创办人赵天恩牧师提倡的“三化异象”,即“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文化基督化”予以回应。

曹:我们都知道,因为拥有无上的权力,共产党运用权力的方式十分骄横野蛮。可以预见,不管基督徒愿意不愿意,党一定会行使自己的意志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L:在中国,威权命令由上而下垂直展开,权力机器跟随政客意志运作。地方官员在上级政令下,为保饭碗,加入打压基督教的竞争游戏中,褒奖由拆除数量而定。有地方官员表示:我们不想拿第一名,也不作最后一名。温州公安局长、永嘉书记在拆教堂十架事件中最卖力,官衔已获晋升。
为了完成拆除指标,秘密警察恐吓教会领袖。他们不需任何法律程序,任意逮捕人。温州各地数百基督徒遭传唤、拘留、恐吓,刑拘;温州平阳救恩堂信徒被打伤十四人。家族诛连,企业清算等各种侵权行为层出不穷。温州成为政客实践政治野心,检验意识形态和政治作风过关的试场。

无疑的,温州面临重返1958年的生存困境。那时温州被列为全国“无宗教区”,对台湾作战的前哨,宗教遭肃整。如今当局把温州再次推上浪尖。为了管控意识形态的场域媒介,政府收紧互联网,关于十架的信息近乎秒杀。当局还排挤基督徒公务员,对基层党员信教情况进行调查,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动真格的政治运动与信仰浩劫。

曹:温州基督徒对政府的批评和抵制必然会导致与政府的一种对抗状态,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据你的观察和信息,浙江的基督教社群都有哪些选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信仰?以张凯律师为代表的法律援助似乎没有能够帮助它们。法律维权还走得通吗?现在这么多人被秘密关押,甚至可能遭到酷刑,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没有必要问了。

L:经过这一年多的洗礼,温州基督徒意识到自己是一群边缘群体,教会在寻索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向同样受到权力集团欺压的社群走近。在相对安逸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人过去并没有特别关注和同情正置身于因为不公义而遭受苦难的人,如今他们加强了对社会的关怀意识和对社会正义使命的反省。

下岭教会信徒2015年圣诞节在教堂台阶废墟上进行圣诞夜赞美(网络图片)

在这场危机中教会曾通过各渠道与政府交涉,进行申诉抗辩。在无效的情况下,才聘请律师进行法理维权、传媒报道,甚至有限、有序的“人体盾牌”等不同形式抗争。因拥有权力而狂妄的官员却视教会的和平争取是一种反叛,他们读不懂基督徒公民在法治原则下的积极性抗争对国家社会都是建设性的。

政府确信延续威权比一切都重要,民粹色彩浓厚的中国梦与基督教信仰似乎无法兼容,拆十架旨在震慑和遏制教会发展。但是显然他们不熟悉温州教会的历史,温州教会在1958年后经历三十年的地下聚会,八十年代奇迹般浮出水面,并迎来复兴。一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是,基督教的发展绝不是打压可以消灭的。

曹:说到人体盾牌,我想到了下岭教堂的一张图片。这是2014年平安夜。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

L:2014年12月初,温州鹿城下岭基督教堂面临被强拆的威胁,该堂信徒奋起决心守护,政府强拆的计划泡汤,气急败坏的官员们下令拆迁队拆毁该堂台阶。这是下岭教会诗班在台阶废墟上唱圣诞歌的情景。废墟上的赞美正是此时基督徒的心灵缩写。今年的圣诞节和平安夜即将来临,古老的圣诞赞歌正适合于今天的温州和浙江、乃至全中国的教会--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4)

来源: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caoyaxue-interview-wenzhou-church-20151126/3075268.html

2017年10月10日星期二

“新宗教事务条例与基督教新困境”——访谈华人著名基督徒学者邢福增教授和杨凤岗教授 采访主持人:郑乐国

“新宗教事务条例与基督教新困境”——访谈华人著名基督徒学者

特邀嘉宾:
邢福增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崇基神学院院长)
杨凤岗教授(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主持人:
郑乐国(华盛顿中国宗教与法律研究所公共神学研究中心)
地点:美国弗吉尼亚州
日期:2017年9月24日

左一邢福增,中间杨凤岗,右一郑乐国

郑乐国: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请到两位中国政教关系问题的专,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教授,另一位是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就中国新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国内的政教关系,以及拆十字架案(浙江、江西、河南)进行分析和点评。首先,请教邢教授一个问题,你认为1949年后,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导人或班子对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变化,其差异的区别点在哪里?

邢教授:49年中共建国后,宗教政策基本是统战的一部分,团结抑或斗争?到底把宗教看成是一个团结的对象,还是一个斗争的对象。这往往是根据中央对当时的政治路线,对形势的判断来决定。简单来说,它对宗教的态度是团结或斗争,看成是一种辩证关系。偏向哪一方面,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调整,它不总是团结,也有斗争的成分。

在建国初期,出现的“三自爱国运动”,是通过鼓励,争取广大群众,及更多的宗教领袖,或教会加入反帝爱国的统一战线,同时,把它看作是斗争的对象。那些愿意加入“三自”的,他们也需要评估,他们是如何回应这个形势。总的来说,从中央的角度看,他们是希望让更多的基督教加入这个三自反帝爱国会,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目标。五十年代的政治形势发展,特别是从57年以后,这种斗争的力度更大。

大概从58年开始,要“消灭宗教”的想法已经成为宗教政策明显的考虑重点。所以从建国初期到57年、58年,从控制宗教,通过“团结斗争”,让基督教加入“三自爱国会”,成为中央控制、改造基督教的主要工具和目标。58年后,斗争的观念更强,向“消灭宗教”的方向发展,一直到1966年明显朝向消灭基督教为目标。

文革以后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重新回到控制的范围里。爱国但没有了反帝,“爱国爱教”作为重点,希望基督教都加入“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把家庭教会看作是既要斗争,也要团结的对象和目标。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大概都是维持在这样控制的大方向。根据不同地方和情况,斗争的面和力度有所不同。

郑乐国:从49年初“团结斗争”的统战思路,转向57、58年后到“文革”的“消灭宗教”,79年后及改革开放期再转向“控制宗教”,即“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概念。这个“适应论”跟五十年代的“消灭宗教”有什么明显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理解,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吗?

邢教授:“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基本上是90年代初提出来的,经过了“消灭宗教”的那个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发现宗教是消灭不了的。如果宗教不能够用政治手段消灭的话,那方法就是重新回到控制宗教,他们想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样的一个命题。

所谓“相适应”,是一个互相适应对方,其实在宗教政策里面主要还是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如果你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里面,宗教若要一个发展基础的话,首先要接受某一种前提,或者一种条件,就是愿意适应社会主义。这是江泽民提出的适应论,江泽民也做出了一些提示。到现在变成是一种“中国化”,不管用什么名称,共产党觉得宗教要做什么,才能够获得党的接纳。这是处理共产党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的关键。

郑乐国:在2004年,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签署颁布宗教事务条例,2016年提出新的宗教事务条例送审稿(修订稿),前不久,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份将正式实施。这两个版本宗教事务条例的核心内容有什么不同?它的具体用意是什么?

杨教授:讲到“条例”,应该回顾中国的宗教政策或宗教法规的历史。1982年的19号文件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即《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注1),19号文件定了基调,此后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对于宗教采取斗争或者团结的基调没什么改变。

80年代初,虽然有19号文件,但宗教的实际发展非常迅速,超出一般宗教干部的想象。每一次出现宗教新的进展现象,宗教部门就开始应对,再出一个新的文件。1982后出了一系列的文件,包括一个比较有名的1991年6号文件(注2),本来按照19号文件精神,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只要县一级就可以批准,后来发现申请的很多,他们觉得要控制,就把县一级的审批权收回来,只有省级才可以批准。

这期间的宗教事务是靠系列文件来治理(注3)。这不符合大方针,大方针是正式用法治、法律来管理宗教事务。1994年出现了两个条例法规,由前总理李鹏颁布,一个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注4);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注5),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可向中国人传教。从94年后,情况越来越复杂,不同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各省先后制定了相关的宗教事务条例法规。

2005年施行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注6),整合了全国性的宗教事务条例和法规。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当时很多宗教界人士,特别是基督教界的家庭教会很认真对待。有可能他们对内容不是很清楚,所以有的教会觉得可以向政府登记,但不必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有些教会做过尝试,但是有教会尝试失败。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守望教会。2005年的宗教事务条例让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守望教会通过了教会章程,选出了长老,然后,就把申请材料送上去。宗教局回复说,你们教会的牧师要经过“三自”的认证。因此,实际上,家庭教会若希望跟政府登记,还是要通过“三自”才可以。

2005年有了宗教事务条例,大家发现家庭教会的空间实际上没有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同时,对政府方面来说,知道家庭教会是基督教系的老大难问题,明明知道有中国家庭教会,怎么管起来,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加入“两会”?可是这个方法没有起到作用,就发现条例需要做一些调整,要把一些规定模糊的地方再细化,这就出现了新条例的制定。

从去年的送审稿拖到现在,送审稿出来以后让大家评论。我看到很多教会的领袖,还有很多的律师正是提出了建议。一些对宗教事务关心的人士都做了评论,我也做了评论,邢教授也做了评论。简单地看,这个送审稿是几个修订稿里是最糟糕的一个版本,因为他不承认家庭教会存在的事实,根本就没有家庭教会这个词出现,还是把它们加入到“两会”,最后通过国务院总理签署颁布的条例,2月1号开始实施,我们可以称它是2018年的宗教事务条例。

这个版本比送审稿更差。它更加细化了一些管理的条文,送审稿没有提到的,这个版本有仔细的提到。律师们的建议,教会领袖提出的建议都没有采纳,所谓征求意见主要是采纳宗教管理干部的意见。他们从中发现,这个送审稿管得还不够,所以还要再增加一些条文,严格管理。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他们走向宗教事务法制化的重要一步,有更加仔细的条文,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2005年的宗教事务条例大部分没有得到实行,执行不了,新宗教事务条例是不是也是很难得到执行?拭目以待。

郑乐国:在2014年2月到2016年3月,浙江强拆了1500个左右的十字架(注7),实际数目更多,官方不愿意公开具体数据。在强拆过程中遇到基督教界强大的反感。原来在“三自”系统里的教会,多来年政教关系张力不大,经过强拆,政教关系的张力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出现比较积极的对抗现象,官方最终通过各种粗暴的手段来对付基督徒。类似情况在江西省出现,江西今年拆了一批十字架;9月20号,河南也出现一例教堂十字架被拆,这是中国第3个省份出现这种现象,拆十字架是为了什么?教会是否真的因此会被削弱呢如果不能为何还有拆?他们有什么政治意图或好处吗?

邢教授:浙江是基督教的大省,他们在拆十字架期间,有资料显示他们把基督教描述为发展的太多、太快、太热。当局可能觉得对基督教在浙江的发展是不是控制的不够呢?结果造成这么多的局面。他们有一份报告提到了基督教发展过快、过多,过热,反映了他们对宗教的关注,拆十字架可能是针对基督宗教在公共空间里的符号,十字架在公共空间里非常的明显,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个红色的十字架。他们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考量。

同时,他们也做了一些动作,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用他们的说法来规范宗教的发展。他们可能知道自己不能够控制基督教,又消灭不了宗教,但是希望给予规范,在公共空间从组织层面,宗教场所的位置,以及“两会”的教会和家庭教会,都进行重新规范,使之放在他们的秩序里面,这是一个宏光的角度。

浙江至少有这样的想法,这也反映了中央对宗教,对基督教的一种态度。这多少是有这样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点。最近几年,中央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对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以为给国家安全带来一种负面的影响。在地方落实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宗教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他们希望做一些不同的措施来回应这些问题。

杨教授: 关于浙江拆十字架的事情,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补充回应。 首先,拆十字架是不合法的,从一开始说要拆十字架,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拆,他们是打着“三改一拆”的名义,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展开,说明他们自己也觉得拆十字架是不合法的,是说不过去的。教堂的确有很多是没有按照手续程序办理的,一些教会的手续不全,但前提是当地的政府不作为,他们违法了,很多教会的申请,就是多年不给批,申请的教会需要,要申请的规模得不到批准,或者说从申请到审批要好几年,但是他们教会的增长了很多人,如果他们有什么不合法,手续不全,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但是,对待手续不全的教堂也应该按照合法的手续来,而不是非法、违法的强拆。

浙江的基督徒团结起来抵抗非法的拆迁,这是正确的,要讲清楚的。后来浙江温州有200多家教会聘请了法律顾问,教会按照法律程序回应,该拆就拆嘛,他们请了法律顾问张凯,还有其他几位律师,但是,政府却不以法律来对待,直接把人给抓了。抓了律师也抓了十多位教牧同工,他们没有办法用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点需要澄清的。

后来浙江省又临时、匆忙的制定了一个新的建筑规定,通过了一个宗教建筑规范。这个规定的制定很匆忙,制定本身也不符合法律程序。浙江教会向法律顾问提出了这个问题,申请了政府需要把制定规范的程序公开,政府方面已经做了非法的事情,在民众当中做了非法的事情。

这个违法的事最后突然停下来了。你刚才提到大概拆了1500个左右,或者更多,这是从2014年初到2016年4月初,拆十字架的事突然就停下来了,没有宣布结果。按照纽约时报所披露出来的文件的说法,是把浙江省所有的教堂十字架分期、分批全部的拆下来,把十字架贴到墙上。注意目标是全部的拆掉,从高速公路的两侧开始,然后,逐渐推进其他地方。他们做了很好的计划,结果只拆了1500多个。浙江一共有多少个教堂?我没有明确的数字,但是,国家统计局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包括教堂数据库,2004年浙江省应该有3000多教堂。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的话,你也不过拆掉一半,就偃旗息鼓了。

这说明浙江省政府所做的努力失败了。从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可能有很多新的教堂修建起来,遭受冲击比较多的可能是这些新建的教堂。这些新建的教堂可能不符合手续,但真正拆掉的十字架在浙江只有占所有教堂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你说,这有多不好意思(笑声),最初说要把你们全部拆玩,到最后你拆不下去了。浙江基督徒保卫十字架应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郑乐国:习上台后,他们江习时期的“适应论”转向“国安”导向的思路来处置宗教或基督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不是可以说,官员拆了十字架,就意味他们会有更好的政治前景?

杨教授:(笑声)他们在拆的过程中,为了让下面的干部执行有力,当然是为了奖赏那些使劲去拆的,有些干部是得到了晋升,但是浙江省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晋升(注8)。他们自身是违法的,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对中国造成的极大负面的形象,他们的形象受损很大,任何一个注意中国际形象,和国际交往的政府,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坚持下去。要让法律的方式进行,不能以非法的方式运作。

邢教授:当然,浙江的信徒在保护十字架时有很坚决的,有些是比较顺服的。特别在温州,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公开起来,进行维权,在保护过程当中,变成是群众的事件。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群众的抗争,结果对官方来说,这个形象的影响很大。当时的文件说,尽量不要引起群众事件,结果在执行过程当中,政府非常的粗暴,结果带来更大的一种反效果。

他们是希望重新规范或恢复政教关系,但拆十字架已经伤害了信徒的感情,也强化了信徒的猜疑。这根本是没有道理的嘛,这事反映了更大的怀疑是中央政策要收紧,特别是针对基督教,因此引起全方面基督徒的维权。他们在很大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引起信徒的强烈反感。很多“两会”的教堂和十字架被拆了,破坏了浙江“两会”的声望。本来“两会”的声望还是蛮高的,“两会”里面也有人支持政府,也有人反对,这是考验宗教组织究竟要选择听政府的,或是试图维护教会的权益。

郑乐国:对于拆十字架这件事,杨老师有什么补充?

杨教授:有不少非信徒问我,你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为什么是红色的?我是问过温州的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回答,有的说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宝血和救赎。我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中国基督徒这样抗争,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允许基督教出现在公共场合,与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限制有关。比如,基督徒在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做了很多事,但基督徒做的事情不许报道出来。很多的场合不许出现,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增强了基督徒的存在感,能够在社会上被看到的唯一一个出口。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出口,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坚守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了。美国的教堂,欧洲的教堂未必有这么大的十字架。国内看重十字架,这是社会压制基督教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他们会这样子去保护。

郑乐国:从中国目前政教形态角度看,杨老师曾提出宗教“三色市场”理论(注9),就是“红黑灰”的三色市场,在我看来,这个划分至今仍然适合。这个“三色市场”的命题有: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被限制,黑市就会出现;只要红市是被限制的且黑市遭到压制,灰市就必然会出现。宗教管制越严厉,宗教灰市就越大。从三个省出现拆十字架的迹象来看,宗教政策可能会越来越紧,邢老师也提出过类似的回应,即“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其立论的基础在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强调。结合诸种情况看政教关系,如果自由空间果真收紧了,“三色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可能使得教会更有利于抵抗外来的压力?

杨教授:这个理论最早是2006年发表的,官方承认接受的官方教会,可以活动的,这个是红色市场,明确打击的宗教的团体是属于宗教黑色市场,还有很大一部分宗教人员、活动、场所在灰色市场,即不一定合法,也不一定完全非法,是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

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最早的这篇文章是在2003年开始撰写,那个时候我把家庭教会还是放在黑色市场,不被承认为合法地位,后来我修改了的文章放在我2012年出版的书里面,把一些家庭教会放在灰色市场去了。可以说从2003年以后当局对家庭教会是相当容忍,家庭教会基本是公开的,官方和警察都知道家庭教会的活动,没有特别采取措施应对,他们对待所谓的邪教团体是很不一样的,那些所谓的邪教是在黑色市场。这三个市场随着政府的管制严厉的程度,也会不断的互换,从浙江拆十字架的效果之一,简单的说,就是把本来在“红色”市场的推进了“黑色”市场。

不仅说杭州的顾约瑟被抓,抓了温州的黄益梓,还有其他几位牧师。这样子使得他们放弃了在“三自”和“两会”里面,他们是基督徒,就算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他们还是基督徒,这点权利是剥夺不了的,官方自己制造了更多难以管理的一个人或者团体。

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至少在动机上失效,意图是把家庭教会空间再缩小,要么让你进入到“三自”“两会”,要么就给你打成属于政府禁止取缔对象,就是处于“黑色”状态。现在处于灰色地方,他们是希望转换到红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黑色”市场的管理成本要更高,要随时盯着,他们有多大的精力去做,增加这么大的成本, 政府能否承担得了。新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后,让乡镇一级的居委会都卷进来。中国有多少个乡镇,每一个乡镇配一个宗教干部,就需增加几万个人,这样的财政是一个多大的负担,是不是现实?宗教事务条例能不能真正被执行 ,是值得存疑的,因为他们要求国家投入的财力要比现在的管制方式要大很多。

郑乐国:某种角度看,宗教事务条例可能反而帮了教会的一个忙!

杨教授:耶!(笑声)基督教在适当的张力情况下,也有可能会让他们成长的更加健康,也会更加有活力。

邢教授:杨教授提出的“三色市场”背后反映出中国宗教自由不正常的一个结果,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或“中国化”,整体上是加强控制宗教。最后的后果是,带来一些“灰色”市场继续有更大的空间,“红色”市场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紧,但他们有合法性。“两会”、省“两会”下面大部分的堂点,即“红色”的堂点维系在一定的空间,能不能完全控制地方的堂点呢?还有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新的条例说要加强街道和社区来控制堂点,原来享受到一定空间的一些堂点现在可能会缩小,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带来更大的红色市场或不理想的结果。长远来说,中国需要考虑宗教自由的保障,最根本的解决这个死结,中国政府愿不愿意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宗教自由也是公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整体的反映。

郑乐国:新宗教政策条例颁布之后,政府希望管理中国教会包括家庭教会及灰色地带的教会,但管理资源未必足够。具体到家庭教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反应?按照新宗教事务条例所提到的,今后甚至于出国参加海外培训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教会自身当做些什么事情?两位有什么建议?

杨教授:不仅要谈家庭教会,也要谈那些已经在“两会”里的教会。新宗教事务条例开始实施以后,应该会有一大批的“两会”里的教会申请成为独立法人。现在的法人是“两会”,新的宗教事务条例亮点是允许宗教场所、宗教院校、宗教机构可以申请独立法人,可以有独立账号,跟人签合同,经济往来,所以,具备条件的“两会”的教会应该都去争取独立法人。这样会做很多事情,你需要做的事情可能会更多,现在任何的事情都要经过“两会”,但是,以后可以有新的法人。你的堂会可以负起法律责任,我相信这是积极的一面。

对于家庭教会来说,国内“两会”里的牧师跟我讲,他们有的是写文章说,其实新条例给家庭教会留了一个侧门,或者说是开了一个天窗。如果你申请临时宗教活动点,而不是申请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可以不向宗教团体申请,意味着不是向“两会”申请,而是向宗教局申请。宗教局尊重、征求“两会”意见,以批准临时活动点,这是可争取的,未必是取得“两会”的同意,这似乎是留了一个侧门或天窗。但是,我觉得,关键取决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态度,和当地“两会”里的人的态度,可以把小门变成一个很好的门,让人有尊严的进出,最差的也有可能把小门变成狗门,完全需你爬进来,我才给你一点空间。这点上如果有人抱着希望,关键是要看本地的宗教管理部门,和当地“两会”的情况。

郑乐国:是看他们要扮演一个好的天使,还是做魔鬼。(笑声)

邢教授:“两会”的高峰牧师曾提到很多问题,后来有一部分的内容很快就删除了。他提到了一些不满,他觉得家庭教会的自由度比“爱国会”的教会更大,他们遵守政府规矩,但外出读书并不容易。家庭教会的出去读书,想出来就出来,他觉得这比官方教会更方便,有更大的空间。这多少反映出微妙的一种现实。

家庭教会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灰色”市场,政府不能解决“灰市”,这至少比起他们要千方百计的进入这个体制要好。所以,临时活动点好像是不错的,可以给家庭教会暂时拿到一个身份,但是,不知道登记或者成为临时活动点若干年之后,是不是会被纳入了整体的体制控制,政府会不会纳入你,以及对你控制呢?到时家庭教会会否发现空间没有了。这是一个得和失,你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好像耶稣所说的,要计算代价。是不是为了这个能拿到临时的活动点,你可能会失去了什么,你的取舍是什么?这是家庭教会要思考的,大家都在观望。

杨教授:按照2005年的条例,宗教活动场所需要”定点、定时、定人”的三定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申请。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有的地方是模糊的。关于牧师资格的认证,或宗教人士的认证,之前一定要得到宗教团体的认证,现在又加了一句,尊重宗教的习惯传统。如果真的认真对待的话,基督教会的本土教会早已形成,他们没有牧师,有的觉得不需要牧师,就是有平信徒带领的,有长老的或者甚至连长老也没有的,这格局已经形成,已经有上百年的传统,而且是很中国化的,聚会所及其他的一些独立教会就是这样子。如果要尊重的话,我不需要有牧师,不需要经过“两会”认证,我们想申请活动点,我们就是聚会,也有具体的信徒,有具体的场所,有这个需要。这需要有人试着去摸索,这种可能我相信是会有的。
郑:谢谢两位!就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及相关因政教关系紧张所致的教案,作出分析和评论,这不论对教会或是政府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再次感谢!

注1: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folder/290171.htm)。
注2:198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91年中央制定的6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并就依法管理的内容、目标和方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6067/66082/4468745.html)。
注3:1991年的6号文件,在九十年代掀起了一个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就宗教事务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浪潮。如国务院制定两项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第144号令)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第145号令)[36]。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四项部门规章:《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1991年5月6日)、《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1994年4月13日)[37]、《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1996年7月29日)和《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1998年11月19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亦先后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由此,规范宗教教职人员的规则浮出水面:从党政文件的形式转变为法规或规章。参:曹志,《背景与分析第245期》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四),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3196)。
注4:《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该条例于1994年颁布,于2005年废止,参考:(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6%95%99%E6%B4%BB%E5%8A%A8%E5%9C%BA%E6%89%80%E7%AE%A1%E7%90%86%E6%9D%A1%E4%BE%8B
注5:《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国家宗教事务局网,(http://www.sara.gov.cn/xxgk/zcfg/xzfgjbmgz/331822.htm)。
注6:《宗教事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293.htm)。
注7:2014年2月27日至2016年3月25日,浙江发生强拆教堂及十字架事件,郑乐国的统计数据汇总显示有超过1200个十字架被拆,还不包括推测有数百个的口头数据。来源:(https://wzchurch.blogspot.com/2017/10/20142016.html)(这个谷歌公司提供使用的网页,中国境内需翻墙才能浏览)
注8:2014年12月27日,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被升任浙江省委常委。2017年4月,夏宝龙不再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转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注9: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杨江华译,普世研究所网:(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01),2009。该文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8年第4期)。

附1、视频版“新宗教事务条例与基督教新困境”——访谈华人著名基督徒学者邢福增教授、杨凤岗教授(链接:http://www.chinaaid.net/2017/10/blog-post_2.html
附2、上述访谈采集自“宗教改革与社会转型——学术及灵修研讨会”期间,相关会议报道请浏览(海外链接:http://www.chinaaid.net/2017/10/blog-post.html)(国内链接:http://www.holymountaincn.org/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99&extra=

来源:http://www.chinaaid.net/2017/10/blog-post_10.html

2017年10月5日星期四

2014年——2016年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单 整理:郑乐国

2014-2016年 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单
整理:郑乐国
联系邮箱:Email:wzchurch@gmail.com

1)2014.1.1杭州余杭区良渚镇勾庄基督教会接到良渚镇要求拆除勾庄教堂十字架。
2)2.27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3-5)杭州鼓楼堂,三墩堂,星桥堂的十字架列入当局的清拆名单。
6)2.27浙江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白泉教堂接到政府通知,勒令教会在2月28日至3月1日拆除十字架,否则责任自负。4.4舟山白泉教堂突遭特警、武警等百人包围,教堂十字架遭强拆。白泉教会是登记教会,建堂十五年,全部经批准按设计图施工,不存在违章。

7)4月初,温州永嘉岩头镇港头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8)4.4温州市乐清蒋家桥教堂养老院险被拆除,后因信徒抵制,暂保存下来。

9)4.3温州瑞安市基督教光明堂接到拆除通知,当局责令瑞安市十八家工业区的三个教会在4月10日前须自行拆除教堂部分建筑。该堂部分建筑于7月份已被拆除。

10)4.4温州瑞安一家兴建中的教堂部分建筑被当局拆除。

11)4.4温州平阳钱仓箭岙天主教堂遭强拆。当局调派特警与信徒对峙,有信徒因抵制遭殴打,其中一人被打的满头是血,躺倒在地。教堂建筑被重型机械铲车彻底拆毁。


12)4.8浙江龙泉市八都镇教会接到通知,说八都教会十字架太显眼,勒令教会自拆。
13)温州瑞安市沙河聚会处接到市锦湖办事处通知,要求拆除聚会处顶部十字架以及部分建筑,该教会雨棚于7.14被拆。
14)温州苍南县灵溪镇沪山教堂接到政府拆除通知。
15)4.9温州瓯海藤桥埭马教堂接到拆除通知,要求在4.17自行拆除兴建中的教堂钟楼。
16)4.11温州瑞安高楼地赖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17)4.11温州瑞安仙降新渡教桥教堂收到拆除十字架通知,政府用黑帆布将十字架蒙起來。在6月13日十字架已被强拆(见下图对比)。


18)4.12浙江台州天台县白鹤教会接到拆除教堂十字架的通知。
19)4.15宁波鄞州下应教会接到拆十字架通知,截止日期05月20日。该教会已转移地址,6.9获准选新址(待查)。


20)4.16温州乐清白象前潘教堂接到拆除教堂(兴建中)建筑通知(在补办手续)。

21)4.22浙江温岭城关堂接到拆除十架通知,该堂证件齐全。7.28,该堂十字架被拆。

22)4.23浙江椒江得恩堂十字架被拆除。


23)4.28温州永嘉三江教堂建筑全部被强拆。





备注: 当局勒令三江教堂在4.21、22日拆除。数以千计信徒日夜护教到4.26,4.28晨,当局展开强拆行动。六点多,数百特警、交警、武警对三江道路实行管制,通往教堂的路口均被封锁。上午九点多,重型铲车驶向教堂一侧,铲车长臂推倒教堂护墙。耗资三千万元建造的三江教堂,于4.28晚八点35彻底被毁。2013年是永嘉县标志建筑。自当局4月3日发出强拆令到28日被强拆,相隔仅三周时间。
24)4.25浙江临海水洋教堂十字架被拆,水洋教堂建成已有十四年。


25-28)4.29温州鹿城区藤桥镇下安山、呈岸、林山、仁地等教堂的附属建筑被拆。
29)4.30温州平阳曾山福音堂接到政府通知,勒令在5.4前自行拆除。
30)5.1温州鹿城藤桥临江社区仁地天主教堂部分建筑被拆。
31)5.2浙江湖州安吉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已被拆,时间不详。
32)5月,浙江义乌振兴路主恩教会招牌被拆。

33)5.4温州乐清柳市隆岗山天主教圣母院被拆除。

34)5.5温州瓯海泽雅戈恬教堂被改造成“戈恬村文化礼堂”。

35)5.5浙江海宁市丁桥教堂十字架被移。(4.22海宁丁桥教堂接到拆除十字架通知)

36)5.6温州苍南尚未竣工的五爱基督教堂(又名:凤岙堂)被强拆。


37)5.6温州乐清雁荡镇白溪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备注:白溪堂证件审批手续齐全,被拆十字架据官方规格,比原有尺寸缩小几十公分。
38)5.6温州乐清楠溪岙牧区抱岙教堂部分建筑面临拆除。
39)5.7温州平阳桃源天主堂的十字架被布盖住。

40)5.6温州瓯海梧田沙门教堂的十字架被布包裹,在6.10被拆除。


41)5.7浙江杭州市乔司礼拜堂的十字架被拆。


42)5.8杭州市五常街道五常教堂十字架及“五常基督教堂”字样被拆除。


43)5.8温州苍南县的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44)5.8温州苍南灵溪安息日会教堂十字架被拆。

45)5.8温州龙湾河滨教堂被拆除,在警察戒备下,工程人员仅两个小时将其夷为平地。


46)5.9温州龙湾教会上湾村教堂遭拆。
47)5.12温州伯大尼教会接到停止聚会通知。

48)浙江义乌宾王教堂招牌被移除。

49-51)浙江建德市至少有三个教堂十字架被拆除。
52-54)5月温州永嘉双合岩教堂十字架,黄田、丰埠教会兴建中教堂附属楼面临被拆。
55)5.16温州永嘉上路洋山仓聚会处十字架被拆。

56)5.16温州永嘉上路洋牧区河屿教堂十字架被拆。

57)5.16温州永嘉峙口基督徒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58)温州永嘉山仓教堂十字架被拆。

59)5.16温州永嘉章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60)温州永嘉岩头九丈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61)5.17温州永嘉芦田教堂十字架被拆。


62)温州永嘉箬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63)5.17温州永嘉黄村教堂十字架被拆。

64)浙江鄞州栎社教堂十字架被政府部门用布包起来。

65)5.17温州永嘉乌牛街道横兰岙天主教堂十字架被拆。


66)5.17温州永嘉岩坦教堂十字架被拆。


67)温州永嘉峙口天主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

68)5.18温州平阳水头詹家埠天主教堂十字架被拆。

69)5.20温州平阳腾蛟仁家洋教堂被拆。


70)温州平阳万全社区下陈村天主堂建筑被拆。
71)5.20温州永嘉一教会(不愿透露)面临全拆。

71)5.29温州永嘉上塘城南教堂十字架被拆。

73)温州永嘉岭头教堂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改造成老年文化活动中心。


74)5.30温州洞头布袋岙(泡儿头)教堂十字架被拆。

75)5.29凌晨三点到上午九点,温州永嘉乌牛东洋教堂十字架遭强拆。

备注:永嘉乌牛东洋教堂不同意拆十架,政府在5.27发放处罚通知书。29日晚乌牛教会堂会主任蒋志强和蒋圣夫被公安叫去滞留谈话,夜晚警察到郑享惠家想抓他,当时郑长老不在家未被带走。29日教会递交听证申请书,凌晨三点当局派几百特警官兵封住几大路口,在国道线上偷拆十字架,上午九点十字架被卸下。
76)5.31浙江余姚梁弄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77)6.6温州永嘉上塘绿嶂教堂十字架被拆。

78-83)6.5下列温州永嘉基督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开洋头教堂,白水教堂,前牌教堂,永嘉花岙教堂,大浃教堂,浦西教堂,马郎桥教堂。
84)6.5永嘉罗浮堂十字架面临被拆,该堂十字架于7.19被拆。

85)6.7温州瓯海巨溪后社教堂十字架被拆。
86)浙江金华孝顺镇教堂十字架被拆。

87)温州鹿城七都街道樟里教堂十架被拆(历时11年审批,手续齐全,按图施工。)


88)06.11温州永嘉乌牛牧区馆头教堂十字架遭强拆(地理辖区属乐清北白象镇),因信徒切断电源,安保人员殴打信徒,强拆没有成功。该堂十架于6.17凌晨3至6点遭拆。


89)温州乐清清江教堂十字架被拆。
90-109)6.13温州平阳县众教会接到拆除教堂十字架通知。敖江牧区(河口教会、光明教会、垂阳教会),昆阳镇(南门教会、灵波教会、西坑天主堂、北门聚会处),万全牧区(郑楼教堂、郭庄教会、台头教堂),萧江牧区(雅汇教会、曾山教会、桃源教会、锡安堂、桃源天主堂、萧江天主堂),麻步牧区(显桥教会、上周教会),水头牧区(救恩堂、永源堂)。
温州平阳岩头基督徒聚会处十字架被拆(下图)。

6.20温州平阳萧江雅汇教堂十字架被拆(下图)。

温州平阳灵波教堂十字架面临强拆。

110)温州乐清柳市后西教堂被改造成“老年乐园”。

111)6.15温州瓯海南白象上蔡基督徒聚会处十字架被拆。

112)6.19温州瑞安仙降安息日会教堂十字架被当局用汽油点火焚烧。

113)6.19温州瑞安仙降教堂被毁。


114)6.20温州洞头元觉花岗教堂十字架被拆。

115)6.22温州永强永中教堂十字架被拆。

116)6.22温州苍南永灵堂分堂浦亭堂十字架被迫自拆。

117)6.22温州苍南钱库项家桥沐恩堂被毁。

118)6.23温州瑞安沙河底教堂十字架被拆。

119)6.23温州鹿城下岭教堂主日学大楼面临强拆。

120)6.23温州苍南凤池村马家洋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121)6.24浙江玉环大麦屿天主教堂十字架被拆。

122)6.25温州永嘉朱涂教堂十字架被拆。

123)6.25温州永嘉桥头林福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124)6.25温州永嘉洛溪天主教堂十字架被拆。
125)6.25温州龙湾瑶溪上陈蒙福堂十字架被拆。

126)6.25温州永嘉梅岙教堂十字架被迫自拆。

127)6.26温州平阳光明堂十字架被拆(图为作业工人登上十字架塔顶)。

128)6.27温州龙湾石坦教堂十字架被拆。

129-132)温州龙湾社田教堂、大岙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133)温州龙湾蒲州教堂十字架被拆。

134)6.27温州瑞安塘下八水教堂十字架被拆。

135)6.27浙江义乌市义南教堂十字架被拆。

136)6.27温州瑞安信心教堂十字架被拆。

137)6.27温州瑞安安阳聚会处(光明路21号)被拆。

138)6.27温州苍南永灵堂十字架被拆。

139)6.28温州瑞安东山聚会处十字架、主日学大楼被拆(有视频)。

140)6.28温州平阳光明教会耶稣圣堂十字架遭拆,但未成功。

141)6.28温州苍南观美教堂十字架被拆。

142)6.29温州平阳鳌江河口教堂十字架被拆。

143)温州苍南五凤石磐教堂受到行政外罚通知书。
144-147)温州苍南矾山福音堂、溪光堂教堂十字架被迫自拆,华阳教会、赤洋堂接到拆十字架通知。
148)6.30温州龙湾白楼下教堂十字架被拆。

149)6.30温州龙湾永强双村教堂十字架被拆。

150)6.30温州龙湾沧河教堂十字架被拆。

151)6.30温州龙湾水心教堂十字架被拆。

152)6.29温州龙湾五溪教会耶稣堂十字架被强拆(又被教会重装)。

153)7.1)浙江义乌市塔下洲城南堂十字架被拆。

154)7.1)温州苍南马站沿浦教堂十字架面临强拆。(后因作业工人害怕暂停拆)

155)7.1凌晨,温州藤桥仰义教堂十字架被拆。
7.1
156)7.1)温州乐清东南教堂十字架被拆。

157)7.2凌晨,温州平阳萧江锡安堂十字架被拆。

158)7.2夜,温州乐清坝头教堂十字架被拆。

159)7.3温州乐清贾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160)温州永嘉东村教堂十字架和基督教堂四个字被拆除。
161)7.4温州鹿城藤桥后支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162)7.4温州鹿城藤桥临江选岙天主堂十字架被拆。

163-167)6.19温州永嘉四川龙前教堂、东岸教堂、麻庄教堂、小溪教堂、石染教堂十字架被拆。
168)7.3温州乐清华秋教堂十字架被拆。

169)7.2温州乐清贾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170)7.3浙江金华金东区蒙恩堂十字架被拆。

171)7.4夜,温州市郊中央涂教堂十字架被拆。

172)7.4温州七都镇前沙教堂十字架被拆。
173)7.4温州乐清白象镇沈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174)7.4温州永嘉桥头林福教堂十字架被拆。

175)7.7温州瓯海郭溪街道江垟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176)7.7温州瓯海泽雅镇源口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177)7.7温州瓯海泽雅林岙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178)7.9温州平阳腾蛟雅屿教堂十字架遭拆,后因信徒抵制强拆未获成功。

179)7.10温州乐清柳市蝉河堡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180)7.12凌晨,温州乐清柳市蝉湖教堂十字架被拆。

181)7.11温州鹿城下寅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8月3日已被拆)。
182-350)浙江金华浦江地区共169间教堂十字架被拆(具体时间不详)。
351)7.10温州鹿城下桥教堂十字架被拆。
352)7.11浙江金华城区和平堂十字架被拆。

353-355)浙江义乌城南教堂、下演教堂、东河教堂十字架被拆。
356)7.12浙江武义赤岸教堂十字架被迫改色、被迫移位。

357)7.14温州永嘉白水教堂十字架被拆。

358)7.15温州鹿城安息日会警世堂十字架被拆。

359)7.15温州乐清南塘教堂十字架被拆。

360)7.15温州乐清白象教会(岭西堂)十字架被拆。

361)7.16浙江宁波朝阳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362)7.16温州永嘉碧莲大若教堂十字架被迫自拆。

363)7.19温州永嘉瓯北东村教堂十字架被拆。
364)7.20温州将军桥三一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365)7.20凌晨,温州乐清白鹭屿教堂十字架被拆。
366)7.20温州苍南凤岗塔安息日会教堂十字面临被拆。

367)7.20温州乐清清江方屿天主教堂十字架被拆。

368)7.21温州苍南对口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增附:7.21凌晨,温州平阳水头救恩堂十字架遭拆,当局出动约500余警力对四五十名信徒实施暴力袭击,导致至少十四名信徒受伤,其中二名信徒重伤。(数据已累计)


369)7.22温州龙湾三甲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370)7.22温州龙湾五甲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增附:7.22温州鹿城下桥教堂十字架被拆后重立。
371)7.23凌晨,温州鹿城藤桥临江金岙教堂十字架被拆。

372)7.25温州乐清白象高岙教堂十字架遭拆,后因信徒抵制暂未成功。

373)7.25温州永嘉响山教堂十字架被拆。

增附)7.26浙江温岭教堂十字架被拆(温岭堂已计数包括在清单第21件)。

374)7.26温州鹿城梧田仙岩河口塘教堂十字架被拆。

375)7.27浙江丽水莲都教堂十字架被拆,莲都伯利恒堂接到停止聚会通知。
376)7.28凌晨,浙江富阳大源教堂十字架被拆。

377)7.28温州梧田上蔡大堡底教堂十字架被拆。

378)7.28温州苍南怀恩堂十字架被拆。


379)7.28温州吴桥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380-388)7.28温州苍南龙港八个教堂接到拆除十字架通知。
389))温州乐清柳市北山前教堂十字架被拆(7月初)。

390)温州平阳昆阳天恩堂十字架被拆(7月)。
391)溫州瑞安陶山下社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6.23)。

392)温州龙湾永兴教堂十字架被拆(6月份)。
393)8.11浙江杭州富阳东洲街道建华村基督徒聚会处被拆。

增附:
8.3温州鹿城下寅教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8.13浙江杭州鼓楼教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8.14温州平阳水头救恩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8.19温州平阳桃源教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8.26温州平阳曾山教堂、显桥教堂、上周教堂被强行停电。
8.27早上,温州平阳上周教堂遭遇强拆,几位老人遭到当局殴打。(数据已统计在内)
394)8.27凌晨五点,浙江温岭箬横堂十字架被拆。
395)8.27早上,温州瑞安城西教堂十字架被拆。
增附:8.28早上六点,温州平阳敖江镇光明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9.3温州平阳上周教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9.10凌晨,温州平阳敖江塘川贵德基督教堂(垂阳)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396)9.15温州苍南鲸头天中教堂十字架被拆。
397)9.26早上,温州龙湾灵昆王相教堂十字架被拆。
398)浙江柯桥教堂十字架被拆。
增附:10.8温州鹿城下岭堂十架遭强拆,因守护,未拆下,阶梯被毁。(数据已统计)

增附:10.11温州平阳显桥教堂十字架被拆(教会音响器材被毁)。(数据已统计)
399)10.13浙江龙泉小梅镇黄南教堂十字架被拆。
400)10.14浙江龙泉查田镇茶丰教堂十字架被拆。
401-407)浙江龙泉八都教堂、龙泉上洋教堂、小梅教堂、均山教堂、孙坑教堂、锦溪镇主恩堂(拆除时间2014.8月7日)、查田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408)浙江温州泰顺雅阳教堂十字架面临强拆。
409)浙江台州玉环龙溪教堂十字架被拆。
410)温州永嘉碧莲牧区朱坑堂十字架被拆。
411)10.17凌晨二点,温州永嘉乌牛牧区开洋堂十字架被拆。(开洋教会守护百余天)
412)10.17温州苍南马站魁里教堂十字架被拆。

413-415)温州梧田:沙门、梧田、上蔡教堂十字架被拆。
416)11.11浙江宁波象山县信德堂十字架被拆。

417)11.14浙江台州江口上辇教堂十字架被拆。

418)浙江省泰顺县雅阳镇官口教堂被当地政府强拆。

419)11.26浙江省余姚市基督教余姚城堂十字架被强拆。

420)12.2浙江台州市黄岩城关堂的十字架被强拆。

12.29浙江台州椒江葭芷教堂十字架被拆。(数据已统计)

421-427)浙江富阳太源教堂、砚口教堂、汪家教堂、青云桥教堂、芳地教堂、崇一教堂、龙养教堂十字架被拆。(被拆时间不详)














2015年教堂十字架被拆清单
428)4.2凌晨,浙江宁波慈溪杭州湾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4.29)4.4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基督教恩泉堂十字架被拆。

4.30)4.13浙江丽水市青田县鹤城镇油竹下村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4.31)4.23凌晨,浙江丽水龙泉街道龙眼村基督教堂遭到强拆。

432)4.20,浙江丽水莲都区齐村基督教会十字架被拆,2014年7月31日曾被强制整改。

433)浙江青田海口教堂十字架被拆。
434)浙江宁波象山丹城教堂十字架被拆。
435-446)2015.4.30,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温溪镇港头、叶山、沙埠、洲头、呈岙、林岙、沙门、周洋、温溪堂、温溪(天主堂)等共十二间教堂十字架被拆。
渊头教堂十字架被拆(下图)

沙埠教堂十字架被拆(下图)

447) 5.5,浙江丽水市缙云县壶镇教堂十字架被烧毁。

448)5.5浙江丽水城关堂十字架被拆。
449-459)浙江丽水青田县方山乡11个教堂十字架被拆。
460)5.6,浙江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景宁基督教堂十字架遭一百余名公安、民宗局、城管等部门人员强行拆除。
461)5.6浙江丽水青田鹤城后街教堂十字架被拆。

462)5.6浙江丽水仁庄教堂十字架被拆。

463)5.6浙江丽水景宁县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464)5.6浙江丽水青田县温溪镇贵岙里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465)5.6浙江丽水碧湖教堂十字架被拆。

466)浙江丽水莲都区平原教堂十字架被拆。
467-866)浙江丽水二十个牧区约400多个教堂十字架全部被拆,只有一个教堂东城教堂尚未被拆。丽水莲都区太平教堂,丽水庆元城关教堂,丽水景宁老堂,景宁际头教堂,景宁黄山教堂,景宁沙湾教堂,景宁新庄教堂,云河大邱田教堂,莲都区金鸟教堂,莲都区石牛教堂,青田黄放口教堂,青田东源教堂,缙云吴岭教堂的十字架被拆。
867)6.1)浙江义乌新恩堂十字架被拆。

868)6.2)浙江绍兴市东浦教堂十字架清晨被拆。

869)6.7浙江温岭石夫人山岩下教堂被拆毁。

870)浙江金华东阳教堂十字架被拆。

备注:浙江金华城区基督教会圣爱堂十字架面临被拆(数据已统计)。

871)浙江富阳聚会处灵恩堂十字架被拆。

872)6.10凌晨,浙江杭州拱墅区和睦堂十字架被拆。
873)6.12浙江杭州富阳城关堂十字架被拆
874)6.12浙江慈溪东山头教堂十字架被拆。

875)6.19凌晨,杭州下沙盘石堂十字架被拆。

876)6.21温州瑞安上余教堂十字架被拆。

877-917)浙江建德40多个教堂十字架被拆。
918-939)浙江桐庐22个教堂十字架被拆。
940)浙江富阳谢家溪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940-974)浙江富阳30个教堂十字架被拆,被改掉2个,剩下2个面临被拆。
975)浙江金华永康市永康堂十字架被拆。

976)6.24浙江温岭鸡鸣堂十字架被拆。

977)浙江杭州城北堂面临被拆。
978-1095)浙江温岭县118个教堂十字架将在7月底面临拆除。
数据不详:
浙江杭州数十家教堂十字架面临拆除。
浙江临安教堂面临被拆。
浙江湖州教堂十字架面临强拆。
浙江安吉数十个教堂十字架被拆。


























2016年教堂十字架被拆清单
1)1月7日,温州茶山街道睦州垟教堂十字架被拆。
2)1月7日,浙江温州南白象镇南湖教堂十字架被拆。
3)1月7日,温州瓯海梧田东庄教堂十字架被拆。
4)1月11日,温州永嘉瓯北镇罗浮堂重立后的十字架被拆。
5)1月14日,温州平阳东门教堂十字架被拆。
6)1月18日,温州永嘉乌牛教会山后堂十字架被拆。
7)1月25日,温州平阳万全镇宋桥教堂十字架被拆。
8)1月25日,温州平阳腾蛟镇秀垟教堂十字架被拆。
9)1月26日,温州平阳鳌江镇万安清坑教堂十字架被拆。
10)1月27日,温州平阳鳌江镇外浦教堂十字架被拆。
11)1月27日,温州苍南龙港镇池浦路八字桥基督徒聚会处十字架被拆。
12)1月27日,温州苍南宜山教会二堂十架被拆。
13)1月28日,温州永嘉碧莲牧区数个教堂十字架被拆。具体数据不详。
14)1月28日,浙江嘉兴市府南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
15)1月28日,浙江瑞安市塘下镇场桥街道上叶村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16)1月29日,温州平阳外浦教堂重立的十架再次被拆。
17)1月29日,温州平阳麻步真光教堂十字架被拆。
18)1月29日,温州平阳肖江夏桥教堂十字架被拆。
19)1月29日,温州永嘉瓯北东岸岙底教会十字架被拆。
20-26)温州苍南宜山一带教堂十架在3月15日前面临全拆,数据不详。
27)2月2日,温州平阳腾蛟镇赤溜教堂十架被拆。
28)2月5日,温州龙湾区海城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29)2月22日,温州瑞安董田地方教会(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30)2月23日,温州龙湾永强中厂教堂电表和水表被当局所拆,教堂十架面临被拆。
31)2月24日,温州瑞安塘下基督教堂十字架被当局强拆。
32)2月25日,温州龙湾上江教堂十字架被拆。
33)2月25日,天主教温州教区永强堂区状元堂十字架被拆。
34)温州永强堂区八甲堂被强行停水、停电。
35)2月26日,温州苍南金乡牧区大岙心教堂面临被拆。
36)2月26日,温州苍南龙港巴曹永恩堂十字架被政府雇佣烧毁。
37)2月26日,温州平阳郭庄教会十字架被当局强拆。
2月28日,温州平阳县山门镇聚会处十字架被拆。
38)温州瑞安塘下海安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39—69)瑞安塘下30多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数据不详)
70)温州洞头鹿西教会十字架被强拆。
71)温州苍南灵溪站前路安息日会教堂十字架被拆。
72)温州平阳南丰教堂十字架面临被拆。
73)温州瑞安莘塍福音堂十字架被拆。
74)温州瑞安塘下塘口基督徒聚会处教堂十字架被拆。
75)3月2日,温州永嘉县桥下镇西溪下教堂十架被拆。
76)3月2日,温州平阳鹤溪蔡垟教堂十字架被拆。
77)3月3日,温州永嘉三江罗溪教会(乌牛牧区)十字架被拆。
78)3月3日,温州永嘉三江梅园教堂十字架被拆。
49)3月3日,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南洋山教堂十字架被拆。
80)温州苍南括山岭脚教堂十字架被拆。
81)3月3日,温州瑞安湖岭庄下教堂十字架被拆。
82)3月4日,温州瑞安塘下牧区海安堂十字架被拆。
83)3月4日,温州永嘉桥头夏园教堂十字架被拆.
84)温州平阳县山门镇东屿教堂十字架被拆。
85)温州平阳教堂十架3月20日全面拆除。
86)3月14日,温州平阳肖江聚会处十字架被拆。
87—59)3月14日,温州平阳麻步镇沿口堂;平阳肖江聚会处,平阳麻步岩口堂十架被拆。90—92)3月15日,温州平阳浦口基督徒聚会处;平阳鳌江方家、鳌江一堂十架被拆。
93)3月16日凌晨,温州平阳鳌江二堂十字架被拆。
94)3月16日上午,温州平阳山门青街教堂十字架被拆。
95)3月17日,温州瑞安市塘下镇场桥教堂十架被拆。
96—99)3月17日,温州瑞安市鲍田教堂十字架被拆。温州永嘉县下寮、芬星、朱寮教堂十字架被拆。
100—107)3月18日,温州平阳溪湄教堂;鹿城区藤桥镇林山教堂;平阳水头镇山门凤岭教堂;平阳山门杨光教会;平阳肖江麻步大厂教会;永嘉银场村教堂;龙湾区状元镇御岙教堂;永嘉瓯北大亨教堂十架被强拆。
108)温州苍南灵溪苍城教堂上的十字架将被强拆。
109—110)3月18日,温州平阳南门教堂;泰顺百丈聚会处教堂十架被拆。
111—114)平阳昆阳南丰教堂;平阳昆阳南门教堂;山门立湖教堂;苍南宜山聚会处。
115)3月21日,温州瑞安塘下镇新华教堂十字架被拆。
116)3月22日,温州苍南藻溪下应教堂十字架被强拆。
117)3月23日,温州永嘉桥头前庄教堂十字架被拆。
118)3月25日,温州永嘉桥头前堡教堂十字架被拆。
备注
1)截至2015年6月24日,浙江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教堂、及附属建筑被拆或改拆的统计有977处,尚未包括杭州、临安、湖州、安吉地区被拆数据。官方数据详尽(无法核查)。2)清单标出时间(按月、日顺序排列),部分属网帖时间,不确定为准确拆除时间。3)许多教会迫于压力,没有公布被拆方面信息。 4)上列涉拆清单不一定由涉事堂会提供。5)若有任何补充资料或疑问请联系:wzchurch@gmail.com

最后更新于2016年3月,张帖于2017年10月5日。下列文档村有十字架被拆的图片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bx5XNC-WEt7EJ0zwpmvkrcPjeUbqCTEMFyqbeJINvmE/edit?usp=sharing